山西省忻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最近两年财气暴涨，仅有10名员工却建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拥有9辆公车，人均办公面积达到200平方米，还有一座正在建设的3000多平方米的职工培训中心。该局大兴土木所需要的资金，有一部分是向辖区内的乡镇或煤矿“借”来的。与此同时，近两年忻州发生多起特大矿难和瞒报事件，百余名矿工成为井下冤魂。

　　一边是煤矿安全监察局全心全意为自己谋福利，一边是辖区内矿难接二连三频频发生，虽然在上级部门经过认真调查得出明确结论之前，我们还不能百分之百肯定，这些矿难与煤监局的财气暴涨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从逻辑和常理上讲，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忻州市煤监局一名副局长坦言，该局办公楼“只比朔州的（煤监局办公楼）大一点儿，全省11市除运城外，条件算是最差的”。给人的感觉，他们对自己没能把煤矿安全监督工作做好、没能把辖区内矿难减少到最低限度似乎并未有多么愧疚，他们只是对局机关的办公条件还不够好、领导和员工的福利水平还不够高而耿耿于怀。他们对煤矿安全监督工作是什么态度，对职务待遇和生活享受又是什么态度，可以说再明显不过了。

　　一个地方的安全监管部门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高档奢侈的生活享受，而同时其辖区一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这样的现象显然并非个别。再联系到不久前新华社披露的安徽省阜南县“安监局长未完成招商任务被免职”事件，以及去年初黑龙江龙煤集团新富煤矿特大矿难后揭露出来的“黑心矿主竟是安监局副局长”丑闻，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得到，一些地方安全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他们整天又都主动或被动地在忙乎些什么。

　　面对如此沉重的地方安全监管困局，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为代表的中央安监部门官员一次次奔赴各地矿难现场“救火”，一次次拍案痛斥“县乡官员常常充当煤矿非法活动的保护伞”、“官煤勾结是矿难不止的根源”，却似乎并不能对地方安监部门产生致命的触动。于是，和审计、环保等部门一样，安监系统也开始呼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一插到底”的垂直管理，希望以此根除在安全监管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保证中央安监部门对地方安监部门的管理权威。

　　目前，安监系统实行“垂直管理”的呼声很高，不过，正如本报11月15日社评《更重要的是建立良好的地方政治生态》所分析的那样，对一些政府部门实行垂直管理是有其必要的，但垂直管理模式毕竟不可能扩大到所有政府部门，更重要的是建立良好的地方政治生态，完善法定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民主决策机制。所以，为破解当前的地方安全监管困局，还应当结合另一条思路，那就是通过更广泛的地方民主选举和基层民主自治，充分发挥地方现存权力主体及权力主体相互之间的制衡作用，给地方政府及安监部门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如果有一天，一个市的安监部门只图享乐，无心工作，导致矿难频仍，影响很坏，这个市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立即披挂上阵穷追猛打（而无需苦等中央媒体前去曝光），市人大机关也迅速对安监部门甚至对政府提起质询或罢免程序（而无需苦等李毅中前去“痛斥”），那么，在此起彼伏的矿难悲声之中，在挥之不去的矿难阴霾之下，这个市的安监部门还能若无其事气定神闲，还敢明目张胆地修建豪华办公楼和职工培训中心吗？

　　忻州市煤监局财气暴涨大兴土木的故事，堪称当前地方安监困局的一个生动的标本。它再一次痛切地警示我们，为最大限度地遏止“官煤勾结”、避免矿难悲剧，是该对现行安全监督管理制度动“大手术”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