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逸舟

　　从重要性和演化趋势考虑，2006年的全球政治与安全事态中，有三大现象值得讨论：一是“超级大国”美国持续受挫，二是“新两极对抗”局势若隐若现，三是全球范围核扩散的危险不断加剧。它们均具有全球性后果，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1. 美国：“为什么他们如此恨我们？”

　　自9·11事件之后，在“布什主义”的导向下，美国始终处在某种暴躁、焦虑和不安全的状态。对当初美国《新闻周刊》的发问“为什么他们如此恨我们？”，至今很多美国人仍未想明白。布什在“纪念9·11五周年集会”上作出的“今天的美国比五年前更加安全”的说法，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嘲弄。各种迹象表明，无论国际范围还是美国本土，攻击或威胁这个超级大国的势力(及其人数)，近年不断增多——美国变得更不安全了。

　　这从近期的几个事件可见一斑：

　　虽然“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主要代理人扎卡维在6月初被美军炸死，本拉登、扎瓦赫里、奥马尔等人作为伊斯兰反美势力的主要精神领袖，却保持着神秘的、潜伏的攻击状态，构成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持续威胁。美军抓不住这些关键人物，却见到了更多的“基地”追随者。拉登年内两次录相“现身”的反响，以及关于拉登死亡传言被西方主要国家和传媒翻来覆去证实或证伪，这些事实本身提示了“恐怖魔头”在西人心中的可怕分量。

　　2006年夏天，英国军情部门发现和紧急处置在英美航线上策划、制造多起飞机爆炸的“惊天大阴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英国作为美国主要盟友有多么危险。这也是继伦敦地铁系列爆炸案之后英国遭受的最严重威胁。阴谋的制造者(英国本土出生的穆斯林)与“基地”组织保持着精神上的沟通。

　　2006年6月下旬，美国联邦调查局采取突击行动，抓捕了七位犯罪嫌疑人(包括五名美国公民和两位海地移民)。借用美国司法部长的警告，美国乃至西方正面临着组织松散但同样危险的“本土恐怖分子”的威胁。

　　阿富汗和伊拉克几乎没有一天不出现恐怖袭击和教派冲突，美国军队陷入泥潭难于自拔。这两国越来越成为让国际媒体和公众对死亡数目麻木不仁的地带。面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严峻的治安形势，带来的大量财政负担且不论，美国决策层年初预想的在2006年内逐步撤军计划被迫放弃，美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驻军人数。

　　美国情报界的一份最新评估报告认为，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全球范围新一轮极端主义浪潮的兴起，使西方面临的恐怖威胁更为严重。这份名为《全球恐怖主义趋势对美国的影响》的报告指出，伊拉克战争已被极端组织用来作为招兵买马的借口，而目前全球范围内恐怖分子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美国及其盟友消灭恐怖分子的速度。这份报告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情报界对全球反恐形势所作的第一份正式全面评估报告。它彻底击破了布什关于美国“更安全”的说法。

　　这里再要说一下“9·11综合症”。所谓“9·11综合症”，我用它来描述这样一种情景：当实力超群的巨人受到突如其来且从未有过的可怕袭击后，他的反应不仅仅是震惊与痛苦，也不只有十倍的愤怒和百倍的报复；面对来无影去无踪的蒙面敌手，巨人可能陷入某种歇斯底里与神经紊乱状态，从而产生视野的盲点和思维的混乱，乃至行动的鲁莽；巨人不时感到刺痛却难以发现可以正面较量的对手，他的反应也愈加不理性和不计后果；他的回击好似拳头打跳蚤，多点出击却命中率低，力气大而收效小。“越战综合症”是几十年前美国这个巨无霸曾患上的一次严重病症，“9·11综合症”则是最近的一次。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具有其它任何国家难以抗衡的影响，而且显而易见，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与美国在硬实力上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也正因如此，美国在9·11事件以来的“倒运”格外值得注意，它的敌手性质和力量来源更值得分析。这一病症提示了当今全球力量格局的内在矛盾、全球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及主宰性国家的脆弱性所在。假使不对美国超霸优势的长久性和这一霸权的特殊“软肋”有深刻的洞察，人们就无法从本质上理解现今复杂诡异的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

　　2. “伊斯兰弧”的热度

　　与上一点相关，从近期国际形势中，不难捕捉后冷战时代一种重大的国际安全动向，即在美国(及其盟友)和以伊斯兰世界为主的强硬反美势力(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正在形成日益明显和严重的对抗势头。它与冷战时期美国为一边、苏联为另一边的东西方阵营的两极对抗格局，既有类似之处、又有很大区别。由于缺乏更好的概括方式，这里姑且把它称为“新两极对抗”。

　　先列举2006年发生的典型事例：

　　传统热点中东地区，继续充当着“麻烦集散地”的角色。2006年初，巴勒斯坦举行了自1993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以来的第二次立法委选举。出乎多数国际观察家意料的是，被美国列上“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黑名单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当选。众所周知，哈马斯从未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其军事组织曾一次又一次地向以色列实施“人体炸弹”袭击。这也是美国最不愿意见到的后果：它向全世界宣布的封杀对象，竟然在民主选举中大获全胜。2006年，围绕哈马斯展开的一系列打压与反打压、制裁与反制裁、定点追杀与反定点追杀的斗争，以及反美反以势力的不断壮大，构成这一地区战争与和平“交响乐”的重要旋律。

　　2006年中东矛盾的激化，还表现在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冲突上。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造成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这场使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及其庇护者美国的积怨加深，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展开声势浩大的抗议和声援活动。目前还很难全面评估这场战争的后果，但至少可以说，黎巴嫩真主党及其领导人纳斯鲁拉在这个国家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迅速上升，以色列与原本不睦的邻国之间的关系又添新疤，美国在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形象遭到进一步的恶化。

　　美国在国际反恐战争中的重要盟友之一巴基斯坦，近一时期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麻烦连连，巴国内部对政府支持美国反恐方针的质疑日益加深。英国、亲美的阿富汗领导人与美国政府相关人士指责与威逼利诱，要求巴基斯坦加大打击力度，充当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的“前哨阵地”。这一切最终造成了穆沙拉夫将军的怒火爆发。巴基斯坦总统利用九月出席联大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回击对巴基斯坦的指控，批评美国政府及其西方盟友。巴基斯坦的状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美国反恐政策的失败。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伊拉克正在经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时期，针对外来占领军的攻击活动没有减少，国内教派对立和仇杀行动也愈加可怕；一个被输入、被移植的政权，在起步阶段就遭遇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前途未卜。布什政府一心想把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树为中东和阿拉伯地区“民主化”改造进程的“样板”，然而事与愿违，严酷的现实不仅让伊拉克人民受尽苦难，也使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全球反战浪潮达到新的阶段。

　　伊朗在2006年成为反美“合奏”的主唱，内贾德总统则是最让白宫头痛的挑战者。伊朗的核浓缩计划在这一年取得了新的进展，全然不顾欧盟三巨头设置的时间表和美国一再发出的恐吓性言辞；面对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及西欧主要国家压力下通过的要求伊朗终止核活动的决议，伊朗人强硬拒绝，并展开大规模军演，举国上下动员，防范可能的入侵；在外交和国际场合，伊朗与世界各地各国有类似利益的国家(如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相互沟通，广泛游说和争取穆斯林各国的理解与同情，做俄罗斯、中国等与美国立场有别的大国的工作。深陷伊拉克泥潭的美国，对于是否以武力解决伊朗核危机的问题难下决心，布什团队为此而焦虑不安；不难想象，一个拥有核能力甚至核武器、坚持反美、反以强硬立场的伊朗，可能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之一。

　　从全局观察，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所经常提及的“伊斯兰弧”，即从北非、到中东、西亚、直至中亚和南亚乃至东南亚这片居住大批穆斯林国家的区带，自“9·11”以来，由于美国的反恐扩大化和高压政策，原有的一些矛盾被激化，反美势力迅速滋生蔓延，宗教极端主义大行其道，各国国内社会政治局面愈加不稳，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变得更加漫长艰难，总体来看它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要热点群。

　　现在可以概括一下所谓“新两极对抗”的基本特征了。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9·11”之后日益明显的全球性对抗，主要发生在对“伊斯兰弧”这一战略要津和文化宗教敏感地带的主导权争夺上，对抗的一边是超级大国美国，另一边是一些伊斯兰强硬势力。冲突的实质，站在布什的角度，是“捍卫西方文明”、消除“伊斯兰法西斯”，是一场“新十字军东征”；而站在其对立者一边，则是抗拒美国的霸权和“捍卫伊斯兰人民的权利”。双方都采取了不妥协的姿态，使用了“正义对邪恶”、“黑暗对光明”的比照性言辞，恰似对立的两个极。从客观的立场观察，这两极都很难代表它们所声称代表的多数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不论是在基督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的范围)，国际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立场要比它们温和得多，但这两极的声音更尖锐、亮相的次数更频繁、造成的对立情绪更广泛。现在还很难充分估计新两极对峙的全部内涵，甚至很难厘清加入各自阵营的队伍层次和盟友数量，但据我看，肯定会有一场长期的较量，对今天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责任编辑：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