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旧是40年代故都天空下的那个夏日，前些天陪着女儿来协和看病的男人，按预约时间进了皮肤科主任办公室。

　　约翰·史奈伯教授伫立在窗前，仰望着北平夏日晴空苦思冥想。温柔的护士小姐领着客人走进来，用流利的英文提醒他：“史奈伯先生，客人已经到了。”

　　“Oh！Im sorry！”史奈伯教授转过身，伸出右手引导客人：“请坐，请坐！”

　　“医生，我想知道小女究竟得了什么病，还有救没有？”那位中国男人神色惊惶地问道。

　　“非常抱歉，这是我在亚洲发现的第一例侵犯免疫系统的皮肤病，英文叫SLE，用中国人通俗的叫法就是‘红斑狼疮’，迄今为止，我们对它还没有任何办法。不过请先生放心，我和我的同仁会努力的，同时我也相信上帝会保佑你女儿康复的……”

　　但是，史奈伯的承诺并没有实现。

　　从史奈伯博士发现东方“红狼”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免疫专家们一直致力于史奈伯未尽的事业。作为中国治疗红斑狼疮这种不治之症的权威医疗机构，其学术水准和治疗方法，一直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某些领域还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其实，我国古代的医家早已对红斑狼疮的病状有过记载，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远在西汉，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里，把红斑狼疮看作是外感湿毒作祟。而唐朝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对四时五脏阴阳毒症状的记述，与现在这种病颇有相似之处。宋代名医庞安常《金匮·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症治》这本历代医家必读的典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是中西医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阻碍了现代医学对中国传统医学巨大资源的利用。

　　可是，谁也无法漠视这么一个事实：古老的中医学是一座神秘高深的殿堂，藏匿着许许多多生命的密码和拯救生命的秘帖。每一代医家都在苦苦追寻，可要破译获取它，绝非易事，往往需要过人的悟性和缘分。

　　从钱塘江走来的来春荣，就是按照中国古代医学泰斗们的昭示，在神州大地一些埋名隐姓的高人雅士的指点下，在秉承了近半个世纪中外医家们的治疗红斑狼疮传纺疗法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开拓了一条用中草药秘方、验方治疗红斑狼疮的有效之路。

　　自古红颜多薄命

　　来春荣说不清自己是如何走进这一块美丽而又悲怆的天地的。

　　80年代中期，头一回踏上北土的江南草药郎中在天津卫小试牛刀，第一次“捉狼”便获小胜，后来在恩师郭文浩指点下，医术迅速精进，不但治好了天津姑娘张爱兵的红斑狼疮，而且病人一年后还生下了一个白白净净的孩子。从此，来春荣名声大振。他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方剂，在全国各地的治疗红斑狼疮的专科医院里，是屈指可数受到患者好评的医生之一。

　　抑或是目睹了太多的悲怆、太多的泪水和太多美的毁灭，来春荣那颗悬壶济世普度众生的同情心已经长出了厚茧，开始变得麻木了。

　　但是，倘若你作为一位记者一位作家深入到这个美丽的群落里去采访，无论再理智再能掩饰自己的情感，都会被那些美丽而凄惋的故事所深深打动，或为之长歌当哭，或为之扼腕喟叹……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大凡患红斑狼疮者，不是美貌绝伦的少女，就是聪明绝顶的少妇，或者高贵典雅的中年女性，她们的气质里似乎都有一种忧郁之美。并且越青春年少，患病程度越高，爆发的时间越短，病情的危害越大，死亡的概率越高……笔者曾经深入来春荣的红斑狼疮患者部落进行了长达3年的跟踪采访，既收集了大量来氏为患者捉“狼”，控制乃至治愈的病案，同时也采访到了许多悲惨酷烈、触目惊心、让人无法忘却的悲惨故事。

　　1994年7月，张薇女士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分回故乡江苏省太仓市一家银行。在不少大学生为工作发愁的情况下，能到现今最抢手的银行业里觅到一个金饭碗，确实让她的许多同学惊羡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