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一直囚禁在大山之中的张学良、赵一荻，一夜之间被转移到台南高雄的海边。寿山位于高雄的西北角，扼守台南大港———高雄港，因其位置特殊，是进出台湾的“南大门”，一直由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由于走得仓促，张学良、赵一荻基本上什么也没带，几乎是两手空空，要塞司令吕国桢等人闻讯前来，设宴招待并相赠了好些食品。直到1949年5月，才将要塞中一栋旧房，修葺粉刷后，让张学良、赵一荻从临时的兵舍中搬入“新居”。

　　兵舍四周警备森严，唯有海边风景让久居山中的张学良顿觉眼界开阔，但张学良与赵一荻只能在有限范围走走或拍照玩。最初，井上温泉的生活用品及书籍未运到，刘乙光又交代，不允许看报，害怕张学良知道外界的情况。这更让张学良整日无所事事，无书可读，无报可看……刘乙光将张学良、赵一荻转移到高雄之后，悄悄到上海向“上峰”汇报，回来后装模作样告之“上峰己准允照常读报”。景致宜人，张学良依旧闷闷不乐，经过这次由“释放”到紧急“转移”，张学良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恢复自由，遥遥无期。

　　6月1日，刘乙光故作神秘状，说“应趁此时蒋先生在此，把问题解决一下，他想去看蒋经国”。也就是说蒋介石已到了台湾。张学良请他见到蒋经国，告之“我想会一会”蒋介石。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我把我的意见表示一番，1、蒋先生也为难。2、我向何处去？3、只有陪从。4、托经国一见。”无奈沮丧之情溢于笔端。

　　此时蒋介石失去了“大好河山”，退守小岛，正忙着布置台湾岛的防卫，安顿那些一同迁台的大小官吏，哪有工夫见张学良。6月18日，刘乙光从台北归来，告知张学良，他已见过蒋先生和蒋经国，并把大概的情形谈了一谈，说“蒋经国对我（张学良）意思很好”。未提及见面事。

　　高雄的寿山、西子湾，给张学良、赵一荻留下美好的印象。一次众人相伴一起登上寿山顶，近看高雄港船只进出，远眺海天一色，令人心旷神怡……

　　1949年8月23日上午，忽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张学良“平生头一回，听见这么大的声音”。跑出屋外，看见高雄港那边火焰冲天，浓烟滚滚，一会儿，“空中落下黑油点如雨”。后来一打听，原来是一艘运军火的船发生爆炸，半个码头起火，这场大火足足烧了12个小时。

　　不知不觉，在高雄已待了近一年。1950年元旦刚过，刘乙光听说蒋夫人在台北，提出要张学良写一问候信，并要求不通过毛人凤，直接由他交蒋夫人。张学良拟了草稿，送刘乙光看后，不满意，刘乙光让张学良要在信中“表示表示对时局的意见”。这让张学良左右为难，“不知由何下笔”。身为囚禁之人如何来评议这风雨飘摇、人心惶惶的时局呢？考虑再三，张学良仍寄上一问候短信，请刘转毛人凤。这让刘大为失望！

　　信是转去了，刘乙光从台北带回的消息是：高雄要塞已成为“共军”空袭的目标，为安全起见，定于1月27日返回井上温泉。这莫名其妙的“借口”，是否是刘乙光的报复？因为只要走出大山，“少帅”张学良的大名，无人不晓。基地要人宴请时总是将张学良奉为“上宾”，刘乙光不满又不好发作。张学良与赵一荻刚适应这里的生活，现在又要准备收拾行李返回温泉。面面相觑，情绪低落。

　　1月27日“早，洪司令夫妇及吕太太来送行。下午同Edith（赵一荻）、老刘到西子湾、高雄码头、屏东公园游览一番”。又是在临离开前“开恩”到高雄市内“观光”。晚上八点“洪司令来同车赴高雄火车站，备有包车四辆挂于九点的班车上，九点由高（雄）开车”。第二天“早四点廿七分在新竹车站下车，改乘汽车，因路太坏，中途换吉普车”。晚八点才抵井上温泉。

　　冬日之井上温泉，因地势高，早晚寒气逼人。裹着厚厚的冬衣，也难抵御屋内的湿冷。一封发自美国，在途中整整走了四个月的于凤至来信，多少带来些暖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宋美龄的来信。阴历除夕的夜晚，从高雄回来的刘乙光很是兴奋，破天荒地请来了竹东区的区长及周边的高山族人，一同共度除夕。要知道，周边的山地居民平日里是不能随便越过井上温泉附近的警戒线的。能歌善舞的山地居民，年夜饭后，在张学良的屋中拍着手“舞唱一番”，虽然听不懂歌词，但生气勃勃的舞姿，曲调中透出的欢快，深深感染了这位已两鬓飞霜的东北“老长官”。这促发了张学良后来对高山族的情况深入调查，就改善高山族人民生活及生产状况提出了建议，并请人缮写后呈交蒋夫人。他想为山民做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