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1999年出版的回忆录《格格不入》呈现了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在不同文明和世界夹缝中生存的艰苦处境，而早于《格格不入》数十年出版的《最后的天空之后》则通过自己的笔和摄影师的镜头，关注自己民族在“流蜜之地”的生存境遇。在这本书的扉页，他引用了巴勒斯坦著名诗人达维希的诗句———在最后的边界之后，我们该走向哪儿？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该飞向哪儿？———表达对巴勒斯坦民族未来的些许悲观，自己的同胞们就是那只几乎无处可去的鸟儿。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巴勒斯坦的描述往往和以色列联系在一起，虽然随着阿拉法特、阿巴斯这些政治符号的出现，战士、恐怖分子，头戴阿拉伯头巾和面罩，这些巴勒斯坦图标被弱化，但巴勒斯坦到底是什么？国家，地区抑或民族？

　　我们的困惑也是在这本书中的疑问。所以萨义德在书中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告诉人们，我们目前本质上的民族不完整性。”而民族不完整性源于“离散”，或者说“在场的缺席者”。

　　萨义德写道：“我们大家都在谈论回家，但这究竟是指世纪意义上的回家还是指回到我们原来的样子？我觉得后一种意义更重要。”1948年以来的历次战争，都有效地毁灭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环境，土地被占有、人民被迁移。但给整个巴勒斯坦民族带来的最大危机并非是生存，而是身份的认同，整个民族甚至没有关于巴勒斯坦的文化、历史、社会的支配性的理论，而巴勒斯坦人的真实现状是———我是一个阿拉伯人/没有姓名/没有头衔/在某个国家中忍耐/把人们激怒。萨义德敏锐地看到，身份很难在流散中维持，最终对每个巴勒斯坦人而言，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而居住的地方是如此不稳定，使整个巴勒斯坦民族如此轻易地从此到彼的改变和被改变,“谁是巴勒斯坦人？我们真的存在吗？我们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们存在？”

　　那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身份是如何丢失的？仅仅是以色列人的侵略和美国人的霸权？这当然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他们应该被指责。“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爱因斯坦、鲁宾斯坦、弗洛伊德，用他们的显赫来保护我们，也没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屠杀记忆博得世界的同情。欧洲和日本游客比我们有更多出入耶路撒冷和拿撒勒的权力。”

　　但另外一方面，在萨义德看来，其实每个巴勒斯坦人也有罪。犹太人半个世纪来的生活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再一头山羊和再一亩土地”，而巴勒斯坦人继续着他们紧急但没有目的的生活，曾经拥有的大片土地，凌乱、无人记录，并且廉价。犹太人的复国运动系统且组织卓越而全面，想比之下，巴勒斯坦人对维持民族生存的努力，基本上都依赖于个人。到最后，巴勒斯坦民族仅仅是一个发表宣言、决议和声明的民族，难民和恐怖分子，受难者和加害者。

　　《最后的天空之后》还配上了瑞士摄影师吉恩·莫尔在巴勒斯坦难民营拍摄的大量普通巴勒斯坦人照片。与我们在电视和各种媒体上见到的巴勒斯坦景象完全不同的是，这里平和、安静。这些照片中兴奋、活力和喜悦跃然纸上，强烈地打动着你，然后通过一种适度的直接提醒你，迁徙不需要总是追逐和离散。

　　流亡是《格格不入》这本自传的主题，对巴勒斯坦人身份的探索是《最后的天空之后》的关注点，但很难说萨义德有没有找到答案。但萨义德说：“快乐但不去伤害别人。”这可能是作为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共同生活在此地的唯一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