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新青年”精神

　　当我们继承的是“新青年”活跃的创造的灵魂，而不是他们具体的思路和想法的时候，他们才真正可以回归历史的荣耀，而让我们自己去开拓新文化的可能性。

　　1917年的1月号的《新青年》杂志刊载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那是在当时文化变革氛围中的一篇皇皇大著。

胡适从语言变革出发，提出了著名的八事，给倡导白话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新文学”的发展打开了新的视界。那是一个社会正在剧烈变革的时刻，文化领域的沉闷压抑已经结束，一种新生力量正在崛起之中。胡适的这篇文章正是为一种新的“现代性”文化开辟了道路。他和他同时代人在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在被历史创造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历史。

　　时光已经过去九十年，中国和世界已经发生了沧桑剧变。胡适作为新观念倡导的一切早已是普通常识，当年“新文学”从语言变革开始改造“国民性”的卓越努力应该说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和当年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屈辱位置已经大不相同，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变成了世界历史新的部分，中国已经在告别二十世纪历史所造成的深重的“悲情”。当年的变革当然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当然也同时回归于历史。

　　全球化和市场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速度”令人震惊。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文化似乎重新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临界点。今天我们面临的一方面是内部消费文化的兴起和文化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构成的景观。如何在这样复杂的文化景观中创造一个内部的“和谐中国”正是我们面对的挑战；而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如何创造一个中国新的国际形象，为中国经济成长和国际地位的改变提供更多文化支持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面对世界打造一个“魅力中国”的问题。在内部创造一个“和谐中国”，在外部创造一个“魅力中国”变成了我们的两个重要问题。

　　正是由于这两大问题的存在，我们的文化处境就更加面临复杂而多向的挑战。文化方面的不确定性也令人难以明确把握其趋向，但其丰富博杂的“混杂性”已经令人叹为观止。总之，经过了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又面临一系列深刻转折。中国本身的变化和对于这种变化的阐释之间的落差变成了困扰我们最为难解的问题。一方面，当下中国的变化已经完全超出了旧模式的把握，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变化新阐释的尝试仍然不成熟。这种多重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问题的难度。在这里仅仅依靠“五四”“新青年”时代的精神遗产显然已经难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现代性”的一揽子整体解决方案已经无法适应当下的变化，提供对于当下中国与世界的新阐释业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尖锐的挑战。我们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已经看到了中国和世界新的可能性，却还没有能力在文化的高端处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五四”精神的历史意义已经显示得越来越清晰的同时，它已经越来越无法用来阐释今天的世界与中国。

　　实际上，超越是最好的继承，仍然在原有的命题之中是无法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我想，一句话，就是不仅仅将“现代”视为必须完成的未完成方案，而是将它视为一个“问题”，如同“五四”时代我们将传统视为一个问题进行反思一样，在将传统和现代共同作为问题之后凸现其微妙和复杂的侧面。这可以使我们对于“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形成新的思考。同时，面对我们的现实提出新的思考，让今天中国的发展得到新的文化阐释和文化创造的呼应。

　　无可置疑的是，“新青年”的精神遗产永远是我们探索和创造的起点。但我们应该在新的世纪中寻求新的可能，在对于“五四”的超越之中寻求对于“五四”的真正继承。我们其实要继承的是先辈们敢于面对历史的挑战，勇于提出新命题和思考的精神，是先辈们超越前人的胆识，而不是他们的具体结论。这其实是当年的“新青年”期望于未来中国人最为宝贵的方面，我们只有在此时此地不断进行新的创造，才可能不辜负他们的期待和信任。当我们继承的是“新青年”活跃的创造的灵魂，而不是他们具体的思路和想法的时候，他们才真正可以回归历史的荣耀，而让我们自己去开拓新文化的可能性。

　　于是，我们才会对自己的时代有所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