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下朦胧的曙光

　　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左翼思潮与社会运动曾面临严峻考验，也一直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契机。2006年在拉美政局的“红色风暴”激励下，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4月《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激烈地抨击主流舆论对拉美局势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转”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标志着过去20年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拉美的失败。

著名“世界体系”理论家华伦斯坦在《新左派评论》中发表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认为美国霸权在2001－2025年间进入了不断衰落的时期。美国最大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会议“社会主义学者大会”（SSC）在历经了2004年的分裂之后，今年似乎获得了复苏。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论坛”于今年3月在纽约举行主题为“全球抵抗与帝国的衰落”大会，从开幕式的“挑战帝国”到闭幕式的“前进”主题，显示出高歌猛进的势头。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挫败并不天然地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于西方社会主义的复兴而言，当下的转机仍然还是朦胧的曙光。

　　阿伦特之于我们的时代仍然重要

　　今年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伯林的“阿伦特的思想空间”现代艺术展开幕，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播出对阿伦特的学生、传记作者和研究者布鲁艾尔（ElisabethYoung-Bruehl）的访谈。而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早在年初已经开始，学术界国际会议迄今有近30多次。这样广泛而隆重的纪念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仪式，而是最近20年以来阿伦特的思想影响持续增长的结果。正如布鲁艾尔新著的书名（WhyArendtMatters）所提示的那样，阿伦特对于我们的时代仍“至关重要”。作为20世纪极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家，阿伦特的作品蕴含着多重阐释的可能。面对今天的世界风云，许多人借用阿伦特的思想谈论所谓“伊斯兰极权主义”。德国前外交部长（哈贝马斯的弟子）菲舍尔将此称作“第三种极权主义”。而《伦敦书评》最近发表文章，认为当今的危险在于“美国极权帝国主义”的兴起，源自那种阿伦特所说的“仕途主义”的“平庸之恶”。的确，阿伦特的思想遗产将继续在争议性的阐释中给予我们启迪。

　　贾汉贝格鲁被捕的波澜

　　伊朗著名哲学家贾汉贝格鲁（RaminJehanbegloo）在4月27日从印度讲学回国时，在德黑兰机场遭到逮捕入狱，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贾汉贝格鲁目前担任德黑兰文化研究局当代研究部主任，他发表过20多种著作（其中《伯林谈话录》有中译本出版），论及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甘地、泰戈尔、伯林、萨伊德等。他对西方哲学和现代性的研究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建设性对话的可能。在学术同行看来，贾汉贝格鲁是“政治上极为温和”的学者，他的被捕令人感到意外。5月6日伊朗情报部长对外确认了贾汉贝格鲁被捕的事实，暗示原因在于“他与外国人的接触”。5月15日欧盟表示对事件的“严重关注”。5月24日世界各地432名学者与作家联合签署一封“致伊朗总统内贾德公开信”，敦促总统亲自干预此事，尽快释放贾汉贝格鲁。公开信的签署人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得主艾芭迪和库切，以及当今西方最为著名的学者，乔姆斯基、沃勒斯坦、内格里、艾柯、柯拉科夫斯基和沃尔泽等。8月30日贾汉贝格鲁被释放。他随后在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的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国外讲学期间，有来自“敌对国家”的情报人员参加了他的研讨会，试图将他的学术研究用作颠覆伊朗政权的目的。他对此感到遗憾，并建议伊朗学者应该在国内举办学术活动。他还表示自己在监狱中得到了完全人道的待遇。目前，贾汉贝格鲁的个人网站已经关闭。

　　福山：“布什主义”背叛了新保守主义

　　以“历史终结论”闻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今年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他为今年再版的《历史的终结》新写了后记《“历史终结”之后》，引发新一轮讨论。而3月出版的新著《十字路口的美国》严厉批评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引起更为强烈反响。由于福山曾支持布什当局对伊拉克开战，并长期与“新保守派”的高层官员与智囊人物交往从密，这本著作被看作是福山政治立场的“戏剧性转向”。但是，从福山自己的论述逻辑来看，他的变化与其说是他告别了新保守主义，不如说是“布什主义”背叛了新保守主义。福山坚持“自由经济与民主制度”是“历史终结”的现代性形态，所谓“转变”只是“时间表”意义上的修正：自由民主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边缘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现，其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迅速而和平的“东欧模式”。福山与布什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通过外部武力的强迫来完成。在福山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义传统（在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留下的一个重要思想遗产就是反对这类社会改造工程。

　　对“妖魔化”施特劳斯的反击

　　为政治哲人施特劳斯“正名”是今年美国学术界一个醒目的焦点。近几年的西方传媒将施特劳斯刻画为“美国新保守派的教父”和“反自由民主的精英”，鼓励政客用谎言来欺骗大众。而在严肃的学者看来，这完全是一种妖魔化。的确，施特劳斯的不少弟子或隔代弟子在布什当局的高层或智囊机构担任要职，但政界“施特劳斯派”的立场并不等于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也不为学院施特劳斯派所认同。今年，施特劳斯学院派的著名弟子相继推出三部著作，通过对施特劳斯作品的严肃解读和阐释，致力于探索施特劳斯真正的思想遗产。其共同之处在于：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史密斯（StevenB.Smith）在书中指出，“朋友”意味着施特劳斯本人并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对现代自由民主最有益处，因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不是出于左的或右的立场，而是来自俯瞰的上方”。如果说有什么“施特劳斯的政治”，那么这种政治更接近于他同代的以赛亚·伯林和雷蒙·阿隆等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任何一个保守主义人物。扎科特夫妇（CatherineandMichaelZuck－ert）认为，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深刻洞察，正因如此，他才是自由民主清醒冷静的辩护者，能够意识到它的力量与弱点。三部著作立足于严肃的学术探讨，在客观上也反击了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风潮。

　　“思想战役”开辟新的道路

　　今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政界、商界、学界和传媒的近200名“重量级人物”汇聚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就当代“紧迫而重大的思想问题”，面对近千名听众展开公开和激烈的交锋。这个名为“思想战役”的年度活动是一种新颖而特殊的跨行业、跨学科的文化节，由英国独立的“思想研究所”（InstituteofIdeas）于2005年创办。今年第二届“思想战役”更为引人注目，发言者争论之尖锐激烈，现场听众参与之热烈踊跃都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活动受到参与者与观察家的极高赞誉，被认为是一次绝对令人难忘的、罕见的“思想盛宴”。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思想战役”的诉求与潜力。三位召集人共同感到，当下西方的文化氛围压抑了真正的民主讨论，封闭了政治想象与文化创造的空间。由此，他们致力于“打破一切思想禁忌”，提倡“无限制的自由讨论”。正如“思想研究所”在其创建宗旨中明确告白的那样，他们继承（“大胆而公开地使用理性”的）启蒙主义传统。他们的目标不是要以“达成共识的名义”来寻求时代的“镇痛剂”，而是要以开放而强劲的思想交锋为创造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间开辟新的道路。

　　余英时获克奖<<<

　　美国国会图书馆11月15日宣布，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和非洲裔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HopeFranklin）共同获得2006年度“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每人各获得50万美元的奖金。“克鲁格奖”于2003年创立，由慈善家约翰·克鲁格（JohnW.Kluge）资助，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评审。该奖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并期望在将来能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

　　>>>法拉奇辞世

　　2006年西方知识界一些响亮的名字出现在讣告栏上。11月16日，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与世长辞，享年94岁。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市场经济”的教父曾三次访问中国，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特殊也是具有争议的影响。9月15日，享誉世界的记者兼作家法拉奇（Ori－anaFallaci）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终年77岁。作为记者，她以罕见的尖锐犀利采访了霍梅尼、基辛格、邓小平和布托等世界政坛最为重要的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