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者工作流程
早上7点左右，从清河营村出发。
8点半到9点左右分别到达前门、东四、亚运村等地的小区，收购旧电器、废旧报纸、旧家具等废品。
直至下午，在各小区收购废品，一般一天可以跑近10个小区。
晚上5点左右赶回大院。如果收满一车便骑车到东小口村，将当天收购的废品卖给那里的大型收购站。
天刚黑，一辆安装了电动马达的板车，满载着废品驶进了大院。在邻居们羡慕的眼光中，童培强和妻子跳下车，一边热情地和邻居打招呼，一边动作轻松地卸货。
俞广银倚在门边看了一会，叹了口气，“人家是定点，不能比。”这位与童培强居住在同一个大院的拾荒者，已经连续10天没有收到货了。
2006年，童培强和北苑家园小区物业签订了一年合同，从而能够在小区里定点收购废品，不再像院子里大多数老乡一样，每日踩着板车走街串巷收购废品。
这一转变，既让自己的“工作条件”大大好转，也使夫妻俩的收入大大提高。
“现在能挣钱的，都是这样定点的。”竹庆青说，如果有机会能让他定点，她也一定要争取。“不过这种机会很难轮到我们。”她叹口气说。
上述几人都居住在朝阳区来广营乡清河营村的一个大院里，在这个占地11亩的院子里，180间红砖瓦房中，居住着100多户居民，其中半数以上以拉板车拾荒为生，都来自河南固始县。
大院里住的都是亲戚
“亲戚连亲戚，老乡连老乡”。刚从河南来到北京的老乡们，没有一技之长，也就和亲戚们一起推起了车，收起了破烂。
沿着北京立水桥清河营村坑坑洼洼的泥路走到头，顺着散发着异味的臭水沟、肮脏破旧的便民店往里纵深，便是这座有数十户拾荒者居住的大院。
居民们按着编号顺序在这里安家，各户门前都堆放着成山的废品和一辆三轮板车。乍看上去，这座大院就像一个废品回收站：捆好的报纸、成袋的塑料口袋、已经废弃不用的冰箱和桌椅堵在各家门口。带着四个轱辘的沙发成了孩子的小车，一群半大孩子用废弃塑料袋接起来的绳子拉着车在废品的缝隙间穿行。
四五间房子的空隙，设有一个公共水龙头，中午、傍晚时分，院里的女人纷纷出来淘米洗菜做饭，而家里的男人和孩子端着碗坐在院子外，相互边吃边聊。在这里，几户人家常常共用一台洗衣机，家中的一些电器都是他们收废品时收得的。
这个院子的主人叫彭杰，2003年，这个来北京已经10年的固始人，租下了这片地，盖起了一片平房为老乡出租。
彭杰说，刚建成的时候他租给的就是本村本乡的老乡。本村的老乡在北京立住了脚，就会把亲戚和老乡又带出来“亲戚连亲戚，老乡连老乡”。刚从河南来到北京的老乡们，没有一技之长，也就和亲戚们一起推起了车，收起了破烂。
这个大院也就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大多数居民都收废品，所以没有人对门前小山似的废品堆有意见。有些废品回收公司隔一个月也会来大院转一趟，从大院收些废品回去。更重要的是，大院里的人因为老乡和亲戚的纽带，谁有困难的时候就会搭把手。
“大家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大院居民赵士勇（音）说，他有辆车搞垃圾货运，是整个大院里的四辆货运车之一。赵士勇说，四辆货运车平时分布在不同地方趴活，各自有不同的人脉。但是遇到大的货单，就会互相通知。今年，一个工地打电话给赵士勇让他拉货，他一辆车装不满，就把其余三家都叫了过去，最后赚了钱平分四份。平时板车族到外面，也不会抢活，偶尔碰到了就一起挣钱，大多数时候是互不侵犯。
“过一天算一天”的拾荒现实
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大多蒸点米饭，炒个菜叶。鸡和鱼一年也吃不了几次，吃也是因为看着孩子太馋了才会买。
2006年12月26日，俞广银没有像往常一样出门拾荒。他头上缠了一块纱布，裹着一个破旧的军大衣，在大院里晃荡。12月25日，他和妻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妻子拿起一只碗，砸在他的后脑勺上。之后，妻子收拾东西回了河南。
吵架的直接原因是俞广银10天没有收到一点东西，按照行话来说叫“连着10天白皮”。俞广银苦笑着说，谁想收不到东西，只能算他倒霉。对拾荒者来说多天不进账，就等于切断了生活来源。李广珍说，俞广银的老婆也是没办法，在这多呆一天还多一张吃饭的嘴。
拾荒者的三顿饭是极其简单的。早餐是热一热晚上的剩饭；中午通常是一人两个馒头喝点凉水。李广珍说，在外面跟人要水很困难，有水龙头保安也经常拦着不让接。一般是买了谁家馒头就在谁家接点水。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大多蒸点米饭，炒个菜叶。鸡和鱼一年也吃不了几次，吃也是因为看着孩子太馋了才会买。
郑长洲也是院子里的老居民了，十平方米的屋子，被妻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一般每天早上8点左右开工，自己骑上两个小时的三轮车，到德胜门一带吆喝收废品，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回到家，将收回来的废品堆在家门口。等攒满一车后，骑到昌平中滩的废品回收市场卖掉。
盘算起收入，郑长洲说，做废品回收生意是时好时坏，最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赚800元，最差时还要赔钱。虽然挣得不多，但他认为做这行有一点好处，就是自由不受约束，不必每天按时上下班。“但受白眼的时候也不少”，他说，去市区收废品，如果哪户居民家里丢了东西，首先怀疑的目标就是他这样的人。
在大院里生活三年、拾荒十年的竹庆青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今年52岁，一直在前门附近收废旧桌椅。收了10年的废品，竹庆青说家里没有一点积蓄，日进日销，只是把儿子和儿媳带了出来。50多岁的老伴现在蹬板车已经很困难了，每天回来都抱怨腿要断了。路上有时候碰到城管，城管看他年纪大了，不好意思再扣他的车，只是让他的旧家具别超高。“我们也有眼色，不能去的地方绝对不去。”竹庆青说，她没有什么盼头，过两年老伴蹬不动板车，他们就回乡下，让孩子们继续在北京收破烂。
对待“收编”的不同心态
“如果我有统一的工作服、工作证，不会被人随便查，那我会高兴死的。”
自从和物业签订合同后，童培强夫妻俩便结束了拉板车四处收购废品的日子。他说，因为和北苑家园的业主熟悉了，往往业主一个电话过来，他就会上门收废品，“这样双方都省事”。他还学会了和业主的相处之道，平时经常帮业主提东西，有人请他帮忙他也从不推辞，“业主信任我，我的生意也好做。”童培强说，现在的定点收购比原来挣得更多，每个月除去需要交给物业的400多元钱，能有1千多元的固定收入。
尽管现在收入固定了，但对于2007年是否继续和物业签合同，童培强却有些犹豫，“我被城管抓怕了。”
童培强说，自己现在的“定点”，也仅仅是和物业签订的合同，虽然不用成天满街逛了，可终究有在路上拉车的时候，有一次在路上被城管抓到了，他拿物业的合同给城管看，“可是城管不认”。
说起目前海淀等区正在试点推行的“社区回收站”，童培强满是羡慕，希望自己能够被“收编”———他们把被政府纳入统一管理称作“收编”。“多交点钱没有问题，就是希望能合法”。童培强充满希望地说：“如果我有统一的工作服、工作证，不会被人随便查，那我会高兴死的。”
并不是每一位拾荒者都和童培强的想法一致。竹庆青则担心，政府同意管理拾荒族，“肯定会有一个台阶”，比如要求有机动车，要求交纳一定的管理费，甚至还需要一些关系，而这些，她都无法跟其他的拾荒者相比。
“到那时候，管得严了，我们就只有回家土里刨食了。”竹庆青说。俞广银也说，北京的拾荒者太多了，“收编”不过来。他知道自己是肯定要被淘汰的一个。
对话
京城10万“破烂王”年减垃圾200万吨
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近年来一直对北京垃圾问题以及北京拾荒族进行调查。昨日，本报记者就京城拾荒族情况对其进行了采访。
新京报：根据你多年的调查，目前北京拾荒者的构成是怎么样的？
王维平：1998年统计，拾荒者大约有8.2万人，4.6万人来自四川，1.7万人来自河南，1万人来自河北，剩下的来自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人数较少。2000年回顾调查时发现，这个人群已经增加到了10万人。近年来，外地来京的拾荒者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目前在北京的拾荒者至少已经有13万人。
新京报：北京拾荒者的分布情况如何？
王维平：他们没有固定的集中地区。几万名河南籍拾荒者多数群居丰台区、朝阳区的四环外到五环之间城乡接合部的平房区。住在那的最大原因在于，那里是宽阔的交易场地。其次，房价便宜、管理上较市区松一些，也是他们选择居住位置的原因。此外，他们大部分都是家族式的经营。
新京报：这些拾荒者他们具体的工作方法有哪些？
王维平：从10万人的专业分工来看，有4万人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有2.5万人在饭店收泔水或在商场收废品，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的有2.1万人，在城乡接合部从事废品交易的约有1万多人，约有1500人在垃圾堆放场和转运站拾捡垃圾，所有人的年均收入都1.5万元左右。
新京报：他们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王维平：目前，拾荒者存在着利弊共存、无序蔓延的状态。
利在三方面，一是减少了垃圾，每年拾荒者可以减少北京市150万-200万吨的垃圾，减少了北京市财政支出中的3亿元垃圾费。二是每年有150万-200万吨的资源回收利用。三是解决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甚至脱贫。
弊在四方面，第一是社会治安问题。据公安系统统计，北京6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这支队伍引起的。第二，卫生防病方面，62%以上传染病都是由这支队伍传染开来，其中传染性肝炎最为普遍。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卫生习惯和卫生条件的造成的。第三，二次污染严重。拾荒者在交易、运输和加工过程中，会造成二次污染。第四，计划生育问题严重，70%以上的家庭都有2个以上的孩子。
无序蔓延是指，这支拾荒大军长期游离在政府视野之外，没有营业执照，不纳税，流动性大，造成管理难度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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