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只有四个
有一本书叫《毛主席听我说相声》,记录了毛泽东与几位相声演员的交往。
薛宝琨看见过侯宝林被请到中南海为毛泽东说相声。
侯宝林被请到中南海说相声大多是在周末,相声表演穿插在舞会当中,中国广播文工团的歌唱演员曾经被邀请过。从1950年到1965年,这样的经历经常有。侯宝林有相当一部分段子就是在这个期间录下来的,那是侯宝林的鼎盛时期。
马季也是被请的演员之一,作为侯宝林最欣赏的徒弟,马季对侯宝林的追随一直到1966年以前。薛宝琨看见过这种追随,也看到过追随的终止。
1971年,林彪在温都尔罕摔死的时候,薛宝琨和侯宝林坐在田间干活,其时他们正经历着人生最晦暗的时期,他们分别被打成“反动权威”和“右派分子”下放到京郊的农村劳动。
在1966年以前,薛宝琨跟侯宝林的相处是彼此礼貌客气,互相尊重。1966年以后,两人一块儿倒了霉,一块儿下干校,就成了患难之交,可以无话不谈。并没有人传达林彪事件,但是薛宝琨跟侯宝林说你可能要回去了,你回去得肯定比我早。
侯宝林不信。薛宝琨说:“你记住今天这个日子,看我灵验不灵验。”
此后不到一星期,侯宝林就被宣布允许回家探亲,回去以后就再没有返回乡间劳动。
一年以后,薛宝琨也回到了北京,重新回到广播说唱团的创作岗位。
2006年12月28日,记者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学院专访薛宝琨教授。
马三立是
惟一有文化的
记 者:马季之后,相声的大师时代被终结,您经历过相声的侯宝林时代,马三立时代和马季时代,您怎么界定“相声大师”?
薛宝琨:大师,我的理解是应该站在时代的峰巅,能挽狂澜于既倒,领一代之先锋,这样才可以作为大师,具备大师的条件应该有几条: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媒体炒作起来的,不是一时的社会潮流推举的;还有就是他要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们不必急着确定谁是大师,任何的大师都是要经历史和时间的积淀。
记 者:按照您这个标准,谁能领受相声界大师的桂冠?
薛宝琨:我心目中的大师就四位,张寿臣、刘宝瑞、侯宝林、马三立。张寿臣建国以前就是大师,传统的单口相声经张寿臣之手,达到经典的程度。单口相声可以进入世界文学艺术之林,它延续或者承继了清代的话本小说这一脉,同时又具有喜剧的元素。张寿臣的单口相声《小神仙》、《画蜡圈》是民国时代社会众生相的写照。刘宝瑞是张寿臣的徒弟,他写传奇故事,写历史往事,从笔记小说汲取养分,用相声讽刺贪官污吏,他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官场斗》活画出那个时代的民俗和民风。第三位是侯宝林,他是雅的代表,侯宝林也说了很多传统相声,但是他的新相声更具时代感,他力挽狂澜,使相声起死回生,从低潮走向复兴,从地摊登上大雅之堂。第四位是马三立,他是传统相声的代表,马三立把相声做到大俗的程度,因为他长期在底层生活,对底层民众熟悉。马三立是相声这个门派里惟一有文化的,他是文哏的代表,他的外祖父是文哏的创始人,他本来是应该沿着文哏去讲的,文哏就是讲文字语言游戏,“掉书袋”,但是因为他太熟悉底层生活,改变了他的路径,所以一俗到底,大俗入雅。他的作品如《马大官人》、《马善人》、《马教官》,都是以马三立的眼睛观察生活,对人性的刻画深入逼真。
记 者:马季呢?您为什么不举马季?
薛宝琨:马季我没有考虑,我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我认定侯宝林是大师,是在他去世10年以后。我眼中的大师跟相声观众眼里的大师不一样,观众称之为大师,更多地是感情。马季去世以后,媒体一致称他为大师。但是我要说大师,就要符合我说的标准。我是先有标尺,后量人,不是先有人才定标尺。马季相声的优长是歌颂新生活,他对新生活的热情和肯定,使歌颂相声这个功能得以拓展。歌颂是没有错,但是我们歌颂的一些对象并没有立得住,没有立住的原因是因为生活出了问题。还有就是歌颂相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比如歌颂相声是不是只传达一种感情,要不要塑造人物,要不要有喜剧性格。
我对相声衡量的标尺有三条,一个要面对生活,要回答或提出生活当中的问题,要干预生活;第二要表达情感,是非、善恶、美丑,要表达清楚,要善善恶恶;第三就是要塑造人物,侯宝林那个《夜行记》,本来是配合政治宣传的,但是他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京城小市民形象,他违反交通规则,不是专跟交通规则作对,只是性格使然,自己弄巧成拙,一个小市民的形象跃然而生。
对相声表演而言,所有的问题都还不是技艺的问题,你要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没有这个高度就很难走远,这四位不是平行的,侯宝林就略胜他们几位,他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备)。
记 者:当今的曲艺界呢?马季之后有谁能成为相声界的领军人物?
薛宝琨:迄今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位。我也退休了,不再研究相声了。现在那些人进入不了我的视野,到不了我的眼底,我想给他说好话,但是我凭什么说呢?我说什么呢?我一个学者不能说违心的话,虽然违心之说能得到好处,但是那样就不是薛宝琨了。别人谁愿意说谁就说。我现在还没看到,可能再过5年,我看到了,到那时候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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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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