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泉往事》的记忆语境

　　王鸿儒先生的新作《福泉往事》，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35万字的回忆性作品，情浓意厚地再现了他少年时代的生活，那是一段早已逝去却又让人永不忘却的往事。卒读此书，感受良多。

　　王鸿儒先生是福泉人，著名的历史小说家。

他不仅创作了描写唐代风韵的系列作品，而且推出了具有传记性质的叙述明代政治家张居正的《悬崖之舞》。这些作品享誉文坛。《福泉往事》这本新著，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即脱稿付梓，作家的才华令人羡慕。他在这部书里所营造的记忆语境，同样值得我们去探讨。

　　《福泉往事》是一部回忆性质的文学作品，属于余秋雨先生所说“记忆文学”的范畴。作者打开回忆的闸门，把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的往事，不加斧凿地作了追叙，毫无过滤地记录下来：福泉城内的古街老巷、乡间的习俗风情，尤其是父母伯叔、兄弟姊妹、邻居友朋，都在书中得到生动的再现。他既不着意地突出什么，也不扭曲地淡化什么，一切都是情之所钟，兴之所至，自自然然，真真实实。尤其是在字里行间流淌出的对故土和儿时的深情怀念，看出作者对乡村及小城生活的铭刻在心的感受，所以虽然是最平常的事、最习见的人，在他笔下也写得有滋有味、有形有神，就好像有一种深埋在作者心底的情感在奔突、要抒发。没有对于过往生活的深炙感情，在数十年后要来营造这种记忆的语境，很难想象；要把这些人物、事件及细节转化为审美对象，没有相应的叙事技巧，也会失去依据和可能。

　　文学乃至整个艺术，从审美的角度看，可分为娱人的和娱己的两类。娱人的作品是写给别人看的，有较鲜明的社会功利性；娱己的作品则是作者情感迫切要求表达的结果，是作者内在激情的释放和解脱，文学史上的不少名篇都属于这类作品。这既是“记忆文学”的突出特征，也是《福泉往事》所营造的记忆语境给人印象最深刻、也最能打动人的原因。

　　正因为这样，《福泉往事》才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优秀的娱己作品不会永远停留在作者的自我满足上，它的社会效果是通过激起读者的共鸣，从而更有魅力地“娱人”。笔者与王鸿儒先生同龄，又都是大山里走出来供职于当今文化教育界的人，因而《福泉往事》对于我们这些与他有相似人生经历的读者来说，很容易地就能走进他所营造的语境，从而激起情感上的强烈共振。作者少年时代的那个世界和那个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生，乃至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弥漫在这些事象上的时代及文化的氛围，我们都是很熟悉的，一旦被他写了出来，会感到分外地亲切，唤起我们无边的怀想。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各自的“往事”会与作者不尽相同，但读着这本书，我相信大家都会被他带回到那个遥远的尘封的岁月里去。即使是那些年龄、经历与作者完全不同的读者，也会由于作品那隐含着作者现代意识的孩童视角，使潜藏在心中的童稚情结迅速地鲜活起来。这里有《福泉往事》所采用的叙事策略的原因，诸如作者叙事时一再提到的“那时不懂事，便……”“我那时真的不懂事”等等，即为读者营造了一种记忆性的语境，因而唤起了读者心中“那时不懂事，便……”的同构式回忆，形成了更深厚、更广泛的心荡神驰的艺术共鸣。这种意识被唤醒后产生的共鸣，许多时候是出于人的潜质和本能。它在文学接受中大量存在，可惜文学研究中少有触及。这是文学理论永远滞后于文学创作的现象，值得我们去仔细地玩味并深入地探讨。

　　最后，还应该特别指出，《福泉往事》所营造的记忆性语境，具有很强的文化厚重感。这是读这本书的时候，不经意间都能够感受得到的。由于王鸿儒先生不仅是著名作家，而且还是研究贵州本土文化的学者，因此在叙述往事时，从一个地名或一个景观便会引出与之相关的史实、典故、传说、诗文。比如面对竹王城，就寻踪夜郎国；谈到家世，就援引了朱元璋调北征南、经黔入滇的历史；忆起母亲摆“老变婆”的故事，便指出“老变婆”是地道的土产童话，是“贵州本土文化中作为邪恶象征的一个符号”，等等。在作者顺手拣来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议论中，《福泉往事》的文化厚重感增强了，此其一。二是作品的最后一部分记录了福泉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这部分文字的视角处理虽然与全书小有不谐，但它的存在却形象地表现了福泉古城的典型性，深刻地揭示出书中人物生活和成长的文化土壤，因之成为整部作品不可或缺包孕深厚的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让读者跳出古城的狭窄范围，放眼文化积淀深厚的福泉大地，聚古往今来于笔下，将书中人物的性格、精神和他们的喜怒哀乐与之联系起来，从而深化对作品的审美理解。而这，或者正是作者营造“福泉往事”这一记忆性语境的最终目的之所在。

　　作者：刘隆民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