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咎辞职能遏制警察滥权吗？

　　公安部党委正式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所队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明确基层所队长问责制，规定凡发生包括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致人死亡等五种情况的，所队长要引咎辞职或责令其辞职。

　　（详见今日快报）

　　在我看来，这个问责制遗憾不少，很难成为根治基层警察滥权的良药。

　　案件破了，指标完成了，警察受表扬，领导可升迁，大家可以弹冠相庆。在如此的压力与动力之下，动用刑讯逼供这类的手段，对于警察与基层领导而言，带来的利益要往往大过可能产生的风险。其实，所有的警察滥权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归根到底都是风险过低。而这样的现实，恰恰就是因为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

　　还以如何防止刑讯逼供为例，这些年法学家们开出的良方其实并不少，比如，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应该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允许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场等等。问题是，这样的建议，要么停留在纸上争议阶段，要么只是个别地方偶尔作为试点，根本得不到推广的机会。

　　与此相应的是，对于刑讯逼供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样的呼声，仍然无法得到落实。试想，如果不能由侦查机关证明自己没有实行刑讯逼供，那又怎么可能改变基层警察重刑化的倾向呢？

　　（单士兵 江苏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