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建不建大楼由谁决定？

　　颜丙文

　　海南省政府日前下发的《关于建立依法处置行政机关债务工作机制的通知》明确规定：乡镇一级行政机关一律不得借款或者贷款进行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所有拟新开工的建设项目，必须按照规定规范运作，落实建设资金后方可动工。

　　海南省政府同时指出一些建办公大楼的地方行政机关还是工程款拖欠大户。既然能称之为“大户”，料想比例也不低，以往的调查数据倒是可以拿来以作参考。2004年海南省建设厅调查发现，海南拖欠工程款中有60％以上属于政府拖欠（见2004年8月10日《新快报》）。很显然，行政机关成为工程款拖欠大户由来已久。政府不是一直在呼吁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吗？不料，最大的症结却是行政机关拖欠工程款导致，这岂不是一个讽刺？

　　其实，官员们也能注意到拖欠工程款会使政府信用丧失，投资软环境变差。早在2004年5月中旬，海南省政府就向全省各级政府、直属各单位下发了《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后来类似通知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地下发，但效果却始终未能尽如人意，何故？恐怕还在于其措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消息中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要建立“依法处置行政机关债务工作机制”，并严令乡镇一级行政机关一律不得借款或者贷款进行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那么，只要乡镇一级行政机关不用借款或者贷款就可以大搞办公楼建设，哪怕是随意浪费纳税人的钱？另外，行政级别高于乡镇的县、地市级行政机关是否不受此通知的约束？

　　如此软性约束，难免流于形式，怎可让人寄予厚望？且看一些发达国家预算支出是如何实现硬性约束的：因为“预算”经费不足，美国新泽西州州长科尔津2006年7月1日签署一项行政法令，“关闭”已经没有权力支出任何预算的州政府，州内公路建设项目叫停；关闭州立公园、海滩和名胜古迹（见2006年7月3日《东方早报》）。

　　从表面上看，行政机关拖欠工程款问题是一个政府信用问题，而在本质上，却是一个政府权力问题，即行政机关盖不盖楼的决定权问题。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归根结底，服务型政府在权力上属于“有限政府”，所以，行政机关盖不盖楼不能让行政机关自己决定，而应让纳税人说了算，让公众和人大代表通过民主投票来确定。否则，下发再多的通知也遏制不住行政机关建办公楼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