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北京几家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把焦点对准了一位普通的南京市民———28岁的汪小闯。去年12月18日、19日，去北京出差的他以胸挂纸牌和竹竿指路的方式，站在寒风刺骨的街头，提醒过往司机：前方路口禁止左（右）转。汪小闯的行动最终促使北京市交管局在该路口竖起了新的更醒目的警示牌。
站街指路，汪小闯为何不选南京而是千里之外的北京？他是怎么想的？回南京后，他会继续北京之举吗？昨天，汪小闯回到南京，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北京出差当起“活路牌”
汪小闯，原籍安徽潜山人，现定居南京，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
去年9月底，单位派汪小闯去北京出差。在京期间，他们暂住在宣武区白广路与德泉胡同交叉路口附近，“这个路口我每天必经，在这我常看到交警接二连三地罚司机，上前打听才知道，这里禁止左转，司机违章了。而被罚的司机个个喊冤，称他们没看到禁行牌。”
顺着交警和司机的指点，汪小闯看到路右侧的确有个禁行牌。接下来的日子里，汪小闯每到这个路口都要停一会，注意违章情况。“有一天我特别统计了一下，一个小时内竟有51名司机违章。我就想是不是这个牌子不够显眼，设置得不合理。”
接着，汪小闯书面给北京市交管部门反映情况，见没回声又主动找上门，却被告知标牌的设置是合理的。“既然合理，为何还有那么多司机违章？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做些什么。”
汪小闯找来交通法规，开始考虑以何种方式去提醒司机。“当‘挂牌’站街在大脑中一闪现时，我不由地一阵激动。”汪小闯说，他想到就做了，在当月18日的工作闲暇之余，打印了“禁止左转”和“禁止右转”两张纸牌挂在胸前，站到白广路与德泉胡同交叉路口，“路口那边是交警在罚款，路口这边是我在引导交通。”
“挂牌”站街实属无奈
汪小闯的举动立即引起了公众关注。“绝大部分司机和行人路过时都向我竖起了大拇指。”汪小闯说，警察开始只是看看，叫他往边站，并没有阻拦他。一段时间后两名警察过来，认为他非法张贴标语，扰乱社会治安，是违法行为。“我不得已只好放弃纸牌，改用竹竿指路。”
在汪小闯挂牌指路后的第三天，他收到了交管部门的邮件回复单，还有民警当面向他解释情况并征求意见。不久，路口竖起了新的警示牌和辅助标志牌。汪小闯也因此成了京城的新闻人物。
“这一切不能归功于我一个人。”面对各路记者，汪小闯认为，“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关注，没有众多司机和市民的支持，没有管理部门的积极配合，问题也许不会解决，或者解决得没这么快。”
回首自己在北京的所为，汪小闯感叹道，如果百姓与政府之间沟通更顺畅的话，如果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的问题能得到解决的话，他绝对不会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挂牌”站街是表达民情的一种无奈方式，法制社会可能并不适合。
不会在南京“挂牌”站街
因标牌设置不当导致司机违章被罚的事，在国内许多城市都存在。记者问汪小闯，“出差北京几个月，就发现问题并管起‘闲事’，而你在南京生活了11年，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汪小闯一笑，“至今我在南京还没遇到过。工作后，每天基本是单位到家两点一线，而且是坐公交车，没遇到这类事。如果南京真的有，并被我发现的话，我肯定会站出来，但不一定是‘挂牌’站街，可能是另一种表达方式。如果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条件允许的话，我会采取其它方式，如正常的投诉和反映渠道等。”
不希望正常生活受到影响
汪小闯站街当天，北京的央视、新京报等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汪小闯一举成名了。”这些评价让他开始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汪小闯说：“爱人在家看到新闻报道后，天天给我打电话，让我早点回家。她跟我说，‘要是别人这么做，我肯定支持，可你这么做，我觉都睡不好。’”汪小闯的亲朋好友也打电话劝他，在外要处处谨慎，“事后，我的确有些担心，主要是不想让家人担惊受怕。”
在采访中，汪小闯一再要求记者不要透露他的工作单位和家庭情况，“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南京市民，真不希望因这件事影响到我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汪小闯说，“毕竟‘挂牌’站街只是一件事而已，而且已经过去了。”
快报记者 刘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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