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尚
从汉代开始，也许更远，北京这片广大的地区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亿万经籍，亿万书生，一点也不夸张。历史上北京人撰写的著作，见于记载被收入《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的就有四卷之多，仅这四卷之中，亡佚之书虽然比比皆是，何况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出版流通的图书就更不知道有多少烟消云散在历史之中。翻看这部艺文志，前毁后著，前亡后撰，愈毁愈坚的精神，实在让人感动。
《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中说:“燕自韩太傅受易传诗，修明家法，魁能冠伦，卢、高并峙。
汉末虽存少佚多，而微言卫堕。魏、晋以降，著述繁多。”韩太傅就是《韩诗外传》的作者名字叫韩婴，卢者、卢植，高者，高诱。汉代著名学者如云，北京占其三，汉代著作，亡佚者多，但韩婴、高诱却都有著作幸存于世。一个城市，有韩婴这样的学者，有《韩诗外传》这样的书，就有希望，就有进化的阶梯。我不敢说，书是一个城市成为京城的充分条件，但缺少创作经典的城市，是很难进化为京城的。我可以从汉朝开始，拉出一个很长的书单，拉出一个很长的作者菜单，也许就又是一部长长的文章。无论这些书是存还是佚，也无论这些作者是否名见经传，它都是我们今人的骄傲，也都是我们今天这个城市的灵魂。
汉魏图书存世者稀，北京则更是如此。人们之所以都认为，北京历史上的图书从韩婴开始，就是因为见不到比这更早的图书，见不到比这更早的记载。汉朝人的学问是很讲究来历的，没有来历的学问，只能算是今天所谓的脱口秀，或者说叫做野狐禅。汉朝人管这种学问上的出身叫“师法”，那么什么叫“师法”，就是说一个人的学问，不能脱离开他老师讲授的范围。在今天看来，这是很保守的，可西汉初年，秦朝焚书的大火刚刚熄灭，读书人保住脑袋，活到西汉的没有几个，如果这时候，不讲究师法，不讲究文化的传承性，那么也许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要改写。韩婴之前是一定有书可读的。北京地区也一定有书可读。
《汉书艺文志》记载《韩诗外传》为“六卷”。韩婴之时，北京就有不少图书流传于世，从《韩诗外传》一书所使用的资料看，当时是应该有《荀子》《贾子》《说苑》《孟子》等书。可见西汉初期的燕地，就已经是一个充满了书香气，书卷气的城市。这种书香的传统，在这个中原的边地城市中艰难的成长着，它为这自古以来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地区，注入了浓浓的书卷气息。从这个地区走出来的名儒硕学之士，一手拥书，致君尧舜，兼善天下。一手仗剑，侠肝义胆，抖擞乾坤。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不仅著述写作不易，流传就更难。很多书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写本，而无法保证流传至今。除了这种技术上的原因之外，在古代一部书的遭遇，有时候比一个人的遭遇更难预料。
图书遇到的第一次最大的灾难就是秦朝时的焚书，尽管后世对于秦朝的焚书规模和数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作为一道命令，它的破坏作用，远远大于它的具体执行。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曾经下令努力寻找天下的图书，如此才会有西汉早期的文化大发展，北京地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汉帝国版图中的文化重镇之一，同时又是重振儒学之风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韩婴所开创的韩派诗经学与齐鲁诗经学鼎足而立。那是一个多么灿烂的时期，燕地因为有书而与儒家文化发源地齐鲁平起平坐。
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中我们又知道，西汉时期的图书，流传下来的极少，就北京而言，仅有《韩诗外传》，西汉时研究《诗经》的还有齐鲁那两家，可惜都没了，韩诗也仅有其外传，一不留神被保存了下来。侥幸流传到今天的还有毛诗。《韩诗外传》能被保存并流传下来，对北京来说算是一件幸事。图书的存亡，除了图书自身的问题之外，古人对其历史规律作过一些探讨，还在隋朝的时候，就有一位叫牛弘的大臣，作过这样的探究，并将自己的研究结果，汇报给朝廷。由于接受了牛弘的建议，嘉则殿藏才会积累到三十七万卷，隋朝末年，王世充篡位，将隋朝及其图书都拥为己有，622年唐军消灭了王世充，“得其旧书于东都，”装船从河上运往长安的途中，不幸运送图书的船只触礁沉没，后来到了贞观、开元年间，唐朝政府又只好招募人员，重新进行缮写，缮写用的底本，应该说大多数来自于民间。隋朝的时候，燕地人的著作，大多都散亡了，只有《韩诗外传》尚完整的存在着。除了嘉则殿的藏本以外，民间一定还有流传，尽管运输东都图书的船触礁沉没，但民间的藏本说不定会在唐朝初年的图书再造工程中，被发现抄写，并得以流传。而其他的书，在隋唐之间很有可能只剩下残本零篇了。唐朝的这次修书，可以和汉代、隋代相媲美。
不管历史上，图书毁的怎么厉害，燕地人的著书活动，一直也没有中止过，随着毁书频率的加快，燕地人的著述也在不断提速。书的种类越来越多，书的档次越来越高。东汉崔寔著《四民月令》，卢植著《尚书章句》《三礼解故》。高诱著《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战国策注》《孝经注》《孟子章句》。西晋时卢谌撰《祭法》《庄子注》，并有文集行于当时。张华著《博物志》《张公杂记》《杂记》《神异径注》及《张华集》。北朝时卢辩著《大戴礼记注》，卢景裕作《易注》，阳尼著《字释》未完即逝，其孙阳承庆继承祖志，发奋完成《字统》二十卷，阳承庆从弟阳固之子阳休之撰《幽州人物志》，高闾著《燕志》十卷，有文集三十卷。平桓著《略注》，梁祚著《国统》，郦道元作《水经注》。隋唐之后著述就更多了。上述大部分图书，都已经亡佚了，但值得庆幸，值得骄傲的是，除了《韩诗外传》以外，流传至今的名著还有著名的《水经注》《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博物志》。散佚之书，进入清代以后，有许多已经有了辑本。
从这么一份简单图书与社会互动的书单中，我们可以看出，燕地图书文化的最大的特点，一个是著述的家族性，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派的背景下，这种家族性保证了文化的延续和流传，同时也保证了燕地文化积累的稳定性。自西汉到北朝之间，是北京地区社会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之一，如果没有这种家族性的持续努力，文化传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极有可能会出现断层。第二个特点，是著述的不间断性，虽然由于社会的不稳定，导致许多著作的大量毁弃，这没有能够中断这一地区的著述活动，反而养成了人们愈毁愈作的精神。野火烧不尽，燕地书又生，这是一个城市生命力和素质的象征。
字体显示：大 中 小 打印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