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报:中国公众对社会和谐满意度缘何下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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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调查所日前发布的“二○○六中国公众幸福感民意调查报吿”显示，二○○六年公众幸福感方面，对健康状况、物质、精神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的满意度均比上年上升，但对社会和谐的满意度却有明显的下降，从百分之三十点九降至百分之二十二点二。

　　此次调查由职业声望、幸福感、家庭生活、安全感、社会保障、社会参与等六大一级指针、三十七项二级指针组成。调查遍及北京、上海、四川等十七个省、市的一千八百位公众。

　　报吿显示，二○○六年全年公众认为幸福感和安全感比二○○五年有明显的上升，公众总的感觉是收入增加，治安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消费水平下降、社会和谐度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家庭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参与度在下降。

　　构建和谐社会，在二○○六年已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和民众津津乐道的热点。同时，也是内地的“减负年”：从取消农业税赋，到出台粮食直补政策；从农村义务敎育免学杂费，到建立、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在城市，居民社保标准有所提高，养老金有所增加……的确让人欢欣鼓舞。

　　然而，公众缘何在对幸福感和安全感比上一年上升的同时，却对社会和谐的满意度反而下降呢？

　　首先是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调查显示，公众消费水平的满意度由上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一降到百分之四十五点三。理论上，居民消费水平主要取决两大因素：一为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家庭消费。倘若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家庭消费水平随之提高，反之则降低；二为物价水平。

　　倘家庭收入水平不变，市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则是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消费品价格总水平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则降低，反之家庭消费水平就提高。

　　居民家庭收入去年虽有不同程度增长，但水电气油粮等价格接连上涨，敎育、医疗和住房价格持续攀升，带动市场物价上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收入的增长，民众实际消费水平自然也就下降。而消费水平的下降直接影响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也引发民众对社会和谐的不满意。

　　加上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敎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涉及切身利益问题有待更好地解决，民众备受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中年人拼命地为将来的退休、养老和治病攒钱；靑年人则拼命地挣钱，为按时归还银行的“车贷”和“房贷”……巨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降低人们的成就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其次是公众社会参与度不高。调查显示，公众对社会参与和谐度的满意度的降幅达百分之九点四。主要原因为：

　　一是在一些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决策上，部分地方政府缺少尊重民意、倾听民声、集中民智的诚意，旣未让民众有参与的机会，甚至将民众的意见和建议束之高阁；

　　二是公众参与民生重大问题决策的渠道不畅通，一些地方政府部分官员长期脱离群众，政府又缺乏互动性；

　　三是在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的事件处理上，一些地方政府对公众、媒体甚至人大代表的质疑和呼声装聋扮哑，置之不理，甚至千方百计地搪塞遮掩，深深地伤害了民众的心。

　　公众对社会和谐的满意度下降，说明社会还客观存在着不和谐。贫困现象的存在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为此，在新的一年中，政府在施政过程中要重视决策民主化，倾听民意。

　　要扎实做好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维护好群众权益等工作，努力解决困难群众在子女上学、就医、住房诸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

　　(来源：《澳门日报》1月8日社论)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