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痛批中国教育弊端 反对研究生大幅扩招

图：杨福家坚持：“我想说真话！”CFP供图

图：院士杨福家曾是个“捣蛋鬼”本报记者阙道华摄

　　文/本报记者邓琼　通讯员杨晓

　　他曾是复旦大学校长，是惟一一位担任英国名校校长的中国人，他屡屡出言抨击中国高教弊端

　　杨福家：我反对研究生大幅扩招

　　2003年年底，作为担任英国名校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得到续聘，这种信任和肯定再一次震动了中英教育界。

　　2004年11月，杨福家一篇文章《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在国内高校校长手中流传，直至见诸报端，引起轩然大波。

他痛心疾首地诘问：“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却因付不起学费无法去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

　　杨福家坚持：“我想讲真话！”

　　2006年11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消息，现场录音中，温总理提到自己会前曾约杨福家教授到中南海谈心、征求他的意见，国家领导人对这位高教直言者的信任再一次引起了各方关注。

　　趁着杨福家教授近日来广州参加第九届留交会以及其他活动的机会，记者有幸走近了这位学者、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

　　人物档案

　　杨福家，男，1936年6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1960年担任复旦大学原子核科学系副主任，1963年被派往原子物理故乡、丹麦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进修。1987年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科协副主席。1993年-1999年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年起至今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出任英国名校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近年来频频直言中外高等教育之差异、差距，为高层、教育界及社会瞩目。

　　温总理一句“散散步”倍觉温暖

　　与温总理一谈就是一个半小时

　　谈到去年跟温家宝总理的那次直接交往，杨福家说，这是由温总理给他的一封信引出的。

　　2005年11月底，世界经济论坛会刊编委会邀请杨福家写一篇文章。杨福家在文中引用了温总理在法国访问期间发表的一段谈话，大意是“商业上的交换是为了现在，而文化、教育上的交流是为了将来；学生之间的交流的意义远远超过购买150架空客飞机”。后来世界经济论坛会刊刊发时就给杨先生寄了两本，其中一本希望他转给温总理。杨福家就给温总理转寄了这份会刊，同时附上了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杨福家卷》。温总理收到信后，亲笔回了一封信，邀请他到北京时一起谈谈。

　　今年6月5日，杨福家在北京参加院士大会，国务院来电话说希望他能够到温总理办公室去。

　　他们一谈就是一个半小时。“谈完之后，我们在楼上，就是中南海的两层楼的房子，他说要送我下来，我说不要送，他说，‘我也正好散散步’，等于就送我下来。”杨福家说，这让他马上想到自己一生中另外两次听到这句话的情形：第一次是到指导老师卢鹤绂教授家里去请教问题，请教完了老师也这样说着就把学生送下了楼；第二次他到北京去拜访钱三强，钱先生谈完了送他到汽车站，也是这句话“去散散步”。卢鹤绂与钱三强都是一级教授、物理大师。“如今温总理也是这样。这句话，总让人感觉到一种暖意。”

　　数年来，杨福家经常写文章、不断地呼吁、不断地提请社会关注我们的高等教育。他说：“我经常比较，在英国做的事情在中国会怎样，在中国出现的现象到英国又会如何？越比较越觉得有问题、感触越多。说出来、说真话是我的责任。”

　　批 国内高校“造楼热”

　　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靠大楼？

　　大楼越造越离谱，一时风光之后就用“铁将军”把门

　　掐指算来，杨福家在诺丁汉大学的第二个任期也已经满了，我们的交谈首先从他的去留问题开始。杨福家透露了一个消息：“诺丁汉大学的校董事会已于2005年12月决定，我的校长任期将从2007年开始再延长3年。”对校长人选的年龄的限制,校董事会也按章给予解除，杨福家赢得了英国人极大的信任与尊敬。

　　与杨福家交谈，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是离不开的话题。

　　两年前，他那篇刺痛了很多人神经的文章，就是有感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经历了并校风、升格秀、圈地潮之后又涌动“造楼热”而写成的。他直言：“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靠什么？肯定不是靠大楼！当你时时处处把人放在首位，你离一流就不远了。”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既没有校园面积或校内建筑面积这类项目，也没有院系设置的“大而全”或者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之类。

　　由于长期担任“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执行理事以及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几乎踏遍了从诺丁汉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牛津、剑桥等所有世界顶尖名牌大学的校园，而且成了许多校长的朋友。他说，在这些校园里，处处是古老陈旧的建筑。

　　像普林斯顿大学，连续七年荣登美国大学排名榜首，加州理工学院也总是在美国大学排名前五之列，但两校既不大，也不全，都不是综合性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人数不到6700人，但拥有过25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17位来自物理学！还有12位菲尔兹奖（数学界最高奖）得主，为全美的一半，比世界第二数学王国法国全国的得主还多一位！它的特色何等鲜明！加州理工学院学生人数只有2100，拥有过32位诺贝尔奖得主，它是美国火箭设计的发源地，在世界航空航天领域占主导地位，中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院士是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博士毕业生；它在生命科学和物理学两个领域，也是世界一流中的一流：中国遗传学创始人谈家桢院士是该校1936年博士毕业生，中国物理学泰斗周培源是该校1928年博士毕业生……

　　提起这些，杨福家至今意难平。他说：“我那篇文章发表两年了，国家领导也纷纷在上面批示，但我发现效果并不太大，很多学校还是我行我素。”大楼继续在造，而且越建越离谱，什么最大的校门、最高的教学楼等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在这些建设中犯了很多非常简单的错误。比如某重点高校造了两栋数十层的超高教学楼，其实超高层大楼对教学、科研都不利啊！学校建筑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是动辄数十层的高楼，如何交流呢？山东某高校，几年之内造了110万平方米的教学楼，相当于诺丁汉大学全部使用面积的两倍，就是为了升格为大学。去年11月份再度造访，主楼中还有很多地方是“铁将军把门”，根本用不上。

　　还有装着观光电梯的学生饭堂、号称拥有最昂贵钢琴的学校会堂、吧台舞场一应俱全的学生活动中心……令杨福家感触的地方太多了。

　　杨福家成了“洋校长”已经6年，他说当自己9年任满时，会撰文专门来谈谈欧美高校的体制以及“校长”的职能。

　　批 中国研究生教育

　　研究生大幅扩招有必要吗？

　　将研究生人数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太荒唐

　　杨福家教授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忧心忡忡。

　　他认为，研究生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之间有密切关系，如果一所高校有一批世界范围内优秀的研究生，在导师的带领下，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并为此拼命工作，这所大学就离世界一流不远了。但他同时反对研究生的大幅扩招，认为将研究生人数与大学生之比例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是很荒唐的。普林斯顿大学6670名学生中仅有1900名研究生，这并不妨碍它稳居世界顶尖高校的行列。剑桥与牛津也是如此。

　　“可是反观我们的研究生，恐怕是受了机制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国家给予研究生的待遇偏低，生活有压力；另一方面导师也不敢给他们出难题，三年保证毕业，出一个小题目做做，学业压力不大。培养的数量规模上升幅度世界第一，培养质量却得不到有效保障。”

　　令杨福家更加费解的是，在一些实际工作领域，如临床医生、企业管理，完全没有必要取得博士学位，可是我国的一流医院却常有优秀的临床医生说：“这里没有博士学位就无法生存！”

　　“在英国的医院里，有博士学位的医生只占10％，主要是搞学术研究的，或者因为工作特殊需要而再读一个物理硕士或博士（专长于特种仪器），反而优秀临床医生的工资可能大大高过那些‘博士’同行。”杨福家说。

　　批 中国人的人才观

　　高材生只想去名校很失败？

　　把专业看得过窄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最近我认识了一个美国大学生，他的SAT（美国高考）成绩够上哈佛，但他却选择进了一所烹饪学院。这所学院的录取率和哈佛一样低，学费比哈佛贵，据说欧美10%的烹饪专家出自那个学校。”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院‘升级’为大学。”杨福家说，“其实，学院和大学没有高低之分，就好比一个是小提琴，一个是大提琴，把小提琴改造成大提琴，这难道算升级吗？”

　　“我们的高中生几乎人人想上北大、清华、复旦，技术类、职业类高校是不会作为首选的，但在美国，能进哈佛的学生会选择进厨师学院，这说明他们的人才概念很宽泛，人才培养的模式是多元的。”杨福家继续说，“因此我感到，什么时候我们有一半优秀高中生不想进北大、清华了，就说明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对我国经济发展会大有好处。”

　　这种成才观也反映到了“海归就业”问题上。杨福家说：“真正出色的留学生不应该把自己的就业领域弄得太窄。我1965年从丹麦回来时，从来没有想过在国外的东西一定要全部对口到工作上，因为我不是职业学校毕业的。复旦大学过去20多年培养出来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之一却是物理系毕业的，他学的是‘夸克理论’，如果他就业就局限于此恐怕很难找工作。但他进了一个证券公司，用夸克理论来算股票，谁也算不过他，成了研究部主任。他和一些同类型的人创了一门学问叫‘经济物理学’；后来又被聘为一流大学的教授。所以世界是多样的，如果你是普通大学毕业生或留学生，把专业看得过窄，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批 国内大学的“虚名”

　　高校“名誉”给得太过轻率？

　　吃饭吃到一半就被人套上名誉教授头衔让人哭笑不得

　　不久前，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常委会的换届选举上，常委会委员候选人杨福家院士意外“落选”了，可他是“自找”的。

　　当他向大会报到时，得知自己又被学部的院士们推举为常委候选人，当即给学部写了一封“陈情书”，请求不要推选他当常委。

　　近年来，杨福家经常在国内国外跑来跑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办学。所以他在信中写道：“常委会的工作很重要，我因为精力有限不能尽常委的义务，很内疚，希望大家把我的名字去掉。”

　　为此，杨福家教授正色说道：“中国的虚名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去某地开会，吃饭吃到一半，就宣布聘其中一部分人为名誉教授。事先根本也没有通知，你不去拿这个证书也不好，但拿了呢也就是一个证书而已。在香港大学就不是这样，他们请我作校长特别顾问，问我同意否，我同意了，马上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本就来了，责任、权利、义务写得清清楚楚。去年我也辞职了，因为别的工作太忙而无法履行这份义务。可是像国内一些高校的类似名头，拿了聘书就忘了，我也不必辞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一个虚名而已。”

　　（《文汇报》记者江世亮为本文提供了相关素材）

　　初中时我曾被勒令退学

　　本报讯 记者王倩、通讯员黄建伟报道：近日，中国科学院两位院士杨福家、郑耀宗来到广东实验中学，旁听了一节高一物理课，和学生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对话。

　　实话实说

　　“学”很先进但“问”太少

　　这是一节有关重力实验的物理课，广东实验中学运用了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传统的黑板已经完全被电子板书代替。“你们的课堂有这么多现代化的工具设备，是我们当年完全没有的，”课后，杨福家走上讲台，“你们的课堂实现了师生互动，不再是老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教学方式，这和我在中国其他中学里听到的课不一样，你们的老师在教学改革上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我应该向你们的老师致以敬意！”

　　他随后又说：“我们搞物理的人很实在，所以对这堂课，我也要提出我的意见。”院士认为，中学课堂的争论还太少，学生们一面倒地支持一种观点，同时提问的气氛不够浓。他以复旦大学校训为例讲解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学问二字，不仅要学，更得要问。”

　　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课，两位院士已经背靠着墙，杨福家说：“如果班级人数少一点就更好了。”院士们说到，在美国，20多人的班级人数都已经算多，教育部门还在致力于减少到十几人，因为小班教学对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创新教育都有极大好处。

　　正面教材

　　爱捣蛋不等于不能成才

　　杨福家院士读初中时，竟是个“捣蛋鬼”：“你们恐怕不知道，我刚进初中时候曾被勒令退学，因为我在老师的黑板擦里埋了一只粉笔头！当然我没有退学，我的母校上海格致中学改变了我，帮我树立了人生观，找到了人生的兴趣和动力。刚进校时，我的数学常常‘吃红灯’，后来我整个夏天不出亭子间，做了1000多道数学题，从此再也不怕数学了，见到数学都是乐趣。”

　　对于近年越来越热的中学生出国留学风，杨福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不赞成出国念大学，如果条件许可，读研究生是可以的。因为我在国外见到了不少很不成功的中国大学生，他们出国的年龄太小，还比较幼稚，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太少，没有学会怎样做人，其中有些孩子的境况是比较糟糕的。所以我认为当人格成熟以后再出去收获会更大。”他还认为，目前中国正在下很大决心提高教育水平，当代中学生的学习条件已经比他们当年好太多了。

　　校长忧心

　　基础学科不能速成少人学

　　杨福家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一分定终身”。“假如北大要600分，复旦要550分，一个学生考了599分，第一志愿报北大不够，第二志愿报复旦，却因为是第二志愿不能被录取，这是很不公平的，”杨福家说，“应该是学生选择学校，而不是学校选择学生。”他认为可以参考国外一年多次高考的形式，减轻一次高考的压力。

　　香港大学校长、微电子学专家郑耀宗院士提到，今年香港8所高校面向内地招生，超过九成学生都希望报考商科、医科等专业，选择基础学科的少之又少。“我只想把我的人生经验告诉你们，不要太短视，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把兴趣放在有用的学科上。”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