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需要锱铢必较的“监护人”

2007年新年伊始，有59部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与我们同行。同时，让笔者关注的还有，广州律师周玉忠就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同命不同价”司法解释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上书（1月7日《法制日报》）。

质疑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同命不同价”现象，已非一日。激烈的争议和理性的思考，仅解决了部分问题，即在个别地方获得了有条件的纠正，但却没有整体上触动制度根源。广州律师周玉忠选择新年第一天上书，意图是明显的。用他的话说，是因为2007年元旦这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开始实施，申请常委会对司法解释实行监督是《监督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应当说，周律师上书选择的时机是正确的。因为《监督法》的实施，表明公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司法解释已是一项法定权利，也意味着公民的上书能够引起监督审查程序的启动，不至于像此前的上书那样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严格来讲，对律师上书意义的理解还远不止于此。说实在的，近年来，笔者作为一名密切关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法学教育工作者，一直注视着法治进程的每一个进步，从事件到判决，从个案到制度，尤为每一次的公民上书、每一起的公益诉讼而感到触动和欣慰。因为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法律职业者和现代公民在对中国法治行使“监护权”，是法治社会中公民主体意识彰显、权利意识增强的集中体现，这既是中国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进步的坚强后盾。

法治需要“监护人”，法治更需要锱铢必较的“监护人”。现代法治需要两个方面的决定性因素，一是制度的因素，二是人的因素。古希腊的法学家就称，法治就是良法以及良法得到较好的执行。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重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但好的制度得到全面的执行更是法治的灵魂所在。中国古人对法律的理解更为直接和明显，称“徒法不足以自行”。这都意味着，法律制度的实施，法治的实行，离不开“监护人”。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法治尚处于“婴幼儿”时期，从立法到执法，从司法到守法的各个环节还很不成熟，迫切需要国家的法律职业群体和公民积极承担起“法治监护人”的角色，呵护它，维护它，并为它不断纠偏。

国家立法本身还不完备，法律内部和相互之间还存在许多空白、漏洞、矛盾和冲突，比如国家赔偿还未包含精神损害，刑事被害人还不可以单纯就精神损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公民多方面的精神权利还得不到保障；互联网时代的虚拟财产还没有法律地位，网民的权益在法律上还没有着落；公益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公益侵权的法律救济还不到位，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法治监护人”指出来，发出呼吁，唤醒立法者，最终通过立法加以完善。

各级立法还不统一，还有大量的权力僭越和内容抵触，地方凭借合法的立法权，大行地方保护主义之风，疯狂限制公民权利，行政立法大肆攫取公共权力，捞取部门利益，架空了法律的权威，消解了法律的尊严，像强制婚检、全面禁摩、禁电、养路费征收之类的立法，迫切需要“法治监护人”发出质疑之声，把问题提交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裁决。如果不是“监护人”的呼吁，收容遣送制度也不会如此迅速地被废除。

另外，司法程序还不够合理，还有悖正当程序要求，于是“监护人”不得不为一个死刑犯的司法精神病鉴定而大声疾呼、奔走相告；行政执法还不严格，还存在明显的理解偏差、观念落后和漠视人权之嫌，于是“监护人”也不得不为警察执法中的“示黄”行为而上书最高立法机关，不得不为现行户籍制度的各种弊端而喋喋不休、苦口婆心。同时，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在现行体制下还有不受制度约束之权力，于是“监护人”还不得不企盼权力透明制度和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制定。

有人说，法治乃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现代法治的监护人。而笔者要说的是，在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的现代公民与正在形成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一样，都是中国法治不可或缺的监护人。因为“刁民”王海的打假，王刚博士的状告以及“诉讼狂人”郝劲松的“5角钱诉讼”，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法律的实施，推进了法治进步。

总之，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锱铢必较的“监护人”，而且，你、我、他都是中国法治“监护人”中的一员，关键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角色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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