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从新加坡模式看总部经济

　　从新加坡模式看总部经济

　　特约撰稿／朱荣林

　　总部经济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当京沪穗不少人谈及多少跨国公司总部落户自己所在的城市时，脸上总情不自禁流露着自豪。的确，近几年，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总部经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已得到重视和发展。

　　总部经济有利于充分利用核心城市资源禀赋特征的比较优势，遵循土地资源占有少、能耗低、无污染、就业广的原则，推动城市从厚量经济中心的地位向流量经济中心的地位转换。它的形成源自跨国企业生产流程的分解与重组，围绕全球供应链管理的目标，根据不同地区商务成本比较优势的差异，重新调整功能布局结构，将其管理、营销、研发和信息中心集群于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于相适应的比较优势地区，进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那么在中国大陆，哪些城市适合发展总部经济呢？我认为总部经济集群之地必须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高度发达的运输与信息产业。新加坡之所以集聚了全球7000多家跨国公司和4000多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原因在于它的港务集团经营着全球最繁忙的中转集装箱码头，处理着全球1／4的转运量，能为客户提供通往130个国家700个港口的200多条航线；从樟宜国际机场起飞的客、货航班往返于50个国家的140个城市，每周定期航班3250次；此外，新加坡绝大多数人口拥有宽频网络接收功能，目前已取得每秒21兆兆位的国际联系宽带。二是优越的企业总部发展环境。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营造总部经济所追求的高水准、高效率、低成本运营管理之目标。仍以新加坡为例，它有超过500家的本地和外国金融机构提供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本地的证券和贷款市场以及亚洲的美元市场都可以为经商者提供所需的资金，使之成就为全球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并正在塑造亚太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三是高效务实的政府形象。跨国公司总部青睐新加坡，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廉洁、清明、务实。政府坚持任人唯贤、人尽其才，每年计划引进全球一流博士500名，国立大学每年有2000名研究生毕业受聘。每年对公务员和员工的工作绩效和潜能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与报酬、晋升、调动挂钩。但新加坡公私分明，部长一级均不准公车私用，其反腐工作从机制入手，形成公务员“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的制度环境。四是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本存量。新加坡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达到财政支出的20％以上，全国不论是公务员，还是企业员工每年都有12．5天的培训时间，实施终身教育。

　　总部经济通过区域城市之间合理的功能分工，充分利用城市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堪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变迁的新途径。我国京沪穗等中心城市正日益面临土地、能源、供水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发展模式的变迁与选择，为总部经济的发育形成了卖方市场。总部经济模式因能集决策、管理、研发与营销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功能于总部所在城市，不仅有效避免了土地、能源、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而且还能为地区经济带来可喜的多重效应：其一是税收效应。这效应体现在两个层面，即企业的税收贡献和公司总部员工的个人所得税贡献。其二产业乘数效应。总部经济必然对现代服务业产生推动力，其产业链的构建将繁荣金融服务、交通通信业、中介服务业、教育与研发业。其三是消费效应。总部经济对所在地区消费的带动，源自于高级商务活动对甲级写字楼的需求、通信服务的需求以及研发、中介服务的需求等。此外，高级白领人员对个人及家庭的消费需求，涵盖了住宅、交通、教育、健身、餐饮、旅游、购物等较高层次的消费。第四是就业效应。总部经济涵盖了营销管理、研发管理和信息管理诸多业务，对城市高智力人才的需求，吸引并留住了高层次就业者，等等。

　　要使总部经济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而言，还需作进一步的努力，其中包括：一是关注总部经济的乘数效应。总部经济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企业生产流程空间布局结构上的分离所引发的资源重新配置，而非单纯的地产经济或楼宇经济。二是关注总部经济的规划引导。总部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同样离不开有效的空间布局、政策引导和环境塑造，要改变当前普遍存在的规划滞后、引导乏力、环境不佳的状况，克服总部经济发育过程中出现的盲目性多于自觉性、随机性多于主动性，安插性多于规划性局面。三是关注总部经济运行的商务成本。商务成本是决定总部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大都市商务成本的下调空间只能在于要素配置成本，而非要素成本。要下降要素的配置成本，其关键性的对策是实行制度创新，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政府服务水准，舍此已别无他途。（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