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应发出更加真实的声音（文论天地）

　　这些年，中国电影的创作生产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2003年以来，我国故事片年产量连续攀升，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创作规模，并且开始初步形成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电影产品体系。2006年，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几部商业大片以外，还有《我的长征》、《云水谣》、《东京审判》、《鸡犬不宁》、《疯狂的石头》、《天狗》、《好奇害死猫》以及《生死牛玉儒》、《大道如天》、《生死托付》、《真水无香》等影片，都在主流市场上取得了很好的收益。

如《云水谣》已问鼎3000万票房，《东京审判》达到2400万，《大道如天》1200万。同时，至少有20多部中小成本电影在主流市场上分别获得了不低于400万的票房。这表明国产大片和美国大片完全占据主流市场空间的状况正在改变，院线发行放映中的某些既定模式和观念正在发生着强烈的变化。在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推动下，2006年全国新增影院82家，银幕366块，全年电影票房达到26亿2千万元，比2005年增长22％，中国电影真是蒸蒸日上。

　　今天，我们欣慰地面对中国电影欣欣向荣、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同时，也忧心忡忡地面对当前中国电影发展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们更应该认真探讨如何以电影的规律、审美的规律、艺术的规律，繁荣电影创作，从而在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中做出积极贡献。

　　首先，在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电影必然要更多地担当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义不容辞地在创作中不断强化正面价值的建树。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不是要不要建树正面价值，而是怎样建树正面价值，怎样提高我们建树正面价值的能力和水平。在这方面，当前电影创作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我们的文化目光、智力优势、审美水准和工艺水平还达不到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求，也达不到观众对电影产品多样化发展、高水平发展的要求。电影的进步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其中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电影质量亟须得到提高。

　　这些年一些作品在正面价值的书写上多停留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描写政策，简单图解政策，简化生活，抽象生活；二是有些创作者着重强调以史诗般的重大题材来作为建树正面价值的唯一通道或重要通道，忽略了对当代生活的一般性描述或常规性把握，失去了对生活复杂性、曲折性、艰难性和多样性的认识与理解。以非常单一、非常狭窄甚至非常功利的视角来面对当代生活，致使我们在“纪录生活、表述时代”面前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准确。不少电影用既定的经验面对当代生活中崭新的事实，从而在当代主流生活和当代中国人民的日常经验面前，不少时候失语了、缺席了。如果不认识到这个误区，不认识到在现实主义精神面前所丢失的很多品质，电影想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可是有难度的。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给文艺家们作的报告中，希望大家讲真话，用真情，追求真理。以此拷问我们的一些电影，确实我们讲真话的能力在退化，讲真话的勇气和底气欠缺。我们连起码的纪录精神、还原能力都有欠缺，何谈现实主义品格？何谈从现实主义向现代精神的过渡？现实主义的现代化过程就更无从谈起了。面对生活虚假发言，在电影中出现了两种极端：一种是概念化地阐释典型，简单化地表现英模；另一种是从个人偏僻的、边缘的心态出发观察现实，描写生活。这种对当代生活不负责任的虚假阐述，都暴露了对现实生活把握的非本质、非客观、非理性，由此导致的效果和结论也就难免不中肯，不公允。电影应当对时代做出富有责任和富有情感的真实的发言，这是和谐社会对电影提出的起码要求。电影还应拿起战斗和批判的武器，与那些破坏和谐、破坏人类文明的糟粕、落后、愚昧、丑恶进行批判和战斗。

　　同时，目前不少电影的创作技巧和工艺水平不足以支撑我们对当代社会真情的、富有责任的表达和诉求。在飞速提高的电影产量里，非电影化、非艺术化、非审美化，甚至非技术化、非工艺化的产品充斥其中，以致今天我们不得不再次呼吁提高电影的艺术化、审美化水平，提高电影的技术化和工艺化水平。

　　第二，当前电影界，不少人关心自己的诉求，关心电影本体胜过了关心他人以及由他人组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形态，这是当前电影创作中应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有些也书写他人，但对他人苛刻的多，宽容的少；对他人指责的多，理解的少。有的甚至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他人，看待社会。电影还是应该具有更大的悲悯情怀，更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我们也应把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积极容纳到社会之中。因此，我们呼吁中国电影要更多的“关注现实，关心社会，关爱他人”。这要求电影创作者要更多地走进常规化生活，更多地走进社会公共经验和基本常识之中。不能总是用极端的、边缘的、个人的经验代替集体经验、公共经验和日常社会常识。

　　近几年，尤其是2006年，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青年导演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他们的作品走出了个人的成长经验和个人的极端化、边缘化视觉，走向了公共经验和大众平面，这些作品得到了社会的肯定，有的还获了国际奖。但公正地说，这些影片不少存在某种局限性，它们对现实、对普通人的关注和发现，应该更扎实、更深厚些。然而目前对这些片子，社会上给予了非常多的过度阐释，有些阐释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内容，这种过度阐释、轻率地经典化，或者捧杀或者骂杀的现象，限制了整个电影界的冷静、从容和谨慎，限制了中国电影以更大的胸怀和更端正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发展前景。中国电影应该更多地关怀他人以及由他人组成的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电影如果从内在心理上不关怀他人，甚至排斥他人，从表面上说它影响了电影的推广和效益，从深层上说它影响了电影创作者的品格和胸怀。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之间构成的和谐，关怀他人就要倾听他人的声音，不能总是我们电影人自说自话。更多的关怀他人就会更多的关注市场，关注受众。

　　第三，电影要对自己的情怀和立场保持警觉。当前，在中国电影产品庞大的群体中，有一些作品特别是有些初涉影坛的青年作品，开始脱离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脱离社会历史环境，弥漫着一些郁闷、无趣和困惑的表现内容。新一轮的鸳鸯蝴蝶，新一轮的杯水风波又开始呈现在我们的银幕上，且有不断蔓延之势。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建设和谐社会，我们不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集团或阶层上张目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趣味，他们的气息，应该和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的生活现实相关联。

　　有的电影作品甚至在献媚大款，在无理性地描述资本的诞生。有很多作品表面看似乎没有问题，写的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成功，从一穷二白走向大富大贵，写发家致富的过程，可不加辨析，疏于理性，不在任何思想背景下观照，把资本原始积累合理与不合理的过程一律不加分析地给予献媚与歌颂。一种不自觉的资本憧憬和利益向往渗透其中，使我们的立场发生了飘忽和转移，忘记了世界艺术史上、人类思想史上对资本、对金钱、对原始积累的过程所包含的一切社会历史学内容的批判性分析，思想的辨识能力和价值的判断力出现了盲点。从浅层次上看，这是不会选材，从深层次上看，是立场和情怀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我们最广大的阶层是民众，是有10亿之众的人民，电影的立场和情怀应始终跟大多数人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电影的人民性问题。

　　最后，电影界要维护电影和谐健康、良性发展的大好环境。在一些媒体，在坊间，流传各种指责和诘问，比如最近有媒体采访我时，说电影界在抱怨中国电影产品质量为什么不能迅速提高？是因为有电影审查制度和审查机构在。我请他们举例说明，他们举不出近年来的事例。我就回答他们，在当前，中国电影大环境健康和繁荣的重要标志，是充分发扬法制理念下的艺术民主精神，我们进行电影审查，第一有明文的电影法规，第二有公开透明的程序，第三有艺术民主精神，第四有艺术理性，就用这四条。没有事实依据，一些人就在那儿臆想审查与创作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立关系，树立假想敌。

　　在创作和评论之间有假想敌存在，同行之间也有假想敌存在。现在电影界会议多、场面多、红地毯多、宴会也多，但是大家真诚交流的不多。互相之间怀有戒备，同行间的猜测不少。电影界中的城府、成见、假想敌势必会影响电影界的凝聚力和团结。创作界与政府管理部门，创作界与发行界，创作界与评论界，创作界同行之间，大片与小片之间等等，应该而且必须要消除掉很多莫须有的假想敌。在今天求新求变、日新月异的竞争环境下，如果怀抱着过多的假想敌，进行各种猜测和埋怨，以邻为壑，责任外推，这不利于我们建设和谐的电影环境，也不利于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