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两个街区，就仿佛到了异乡

　　纽约竟能运转，简直是个奇迹。事情让人完全难以置信。居民每日刷牙，得从卡兹基尔山区和威切斯特县山中汲来几百万加仑清水。曼哈顿的小伙子给他在布鲁克林的女孩儿写信，爱的信息是通过充气管道吹给她的———“噗”的一声，就这样子。

电话线、电力线、蒸汽管、煤气管、污水管的地下系统，已经是个足够理由，让人把曼哈顿岛丢给上帝和象鼻虫。每次切开人行道，手术的噪声都吵得人毛骨悚然。按理说，纽约早就该毁于恐慌、大火、骚乱或者循环系统某些攸关重大的供应管线的失灵或者哪种莫名其妙的短路。城市早就该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瓶颈处，发生难以收拾的交通混乱。食品供应线中断，只需几天，城市就将饿毙。贫民窟流行或船只上的老鼠传播的瘟疫会扫荡它；海浪会从四面八方席卷它。每隔几天，从新泽西吹来的烟雾，就像恐怖的裹尸布，大白天遮挡了所有的光线，大楼的办公室仿佛悬在半空，人们摸索，沮丧，只觉得世界末日来临，如此这般，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巢室里工作的人，怎能不精神失常。

　　集体歇斯底里是一股可怕的力量，然而，纽约人似乎每次都能与它擦肩而过：他们坐在半途停顿的地铁车厢里，没有幽闭恐怖感，他们靠几句俏皮话，摆脱惶恐局面，他们咬定牙关，耐心承受混乱和拥堵，凡事总能对付过去。所有设施都不完善———医院、学校和运动场人满为患，高速路乱乱哄哄，年久失修的公路和桥梁动辄寸步难行，空气窒息，光线不足，供暖要么过头，要么差得远。但尽管麻烦不断，效率低下，纽约却以大剂量的维他命补偿了它的居民，这就是对一种独特的、国际化的、强大的、无与伦比的事物的从属感。

　　外来人小住纽约，可能而且往往陷入一连串的尴尬、不便和失望：听不明白饭馆里侍应生的话；分不清哪儿是诓人的酒馆儿，哪儿是规矩的酒吧；进地铁搭错了车；为个小小不言的问题招公共汽车司机顶撞；街上的噪声吵得人一夜无眠。游客奔来纽约，尤其是在夏季———他们一窝蜂地涌向自由女神像（城里的许多居民从不涉足），围攻自动售货餐厅，访问广播电台播音室，参拜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在商店橱窗前流连。他们大都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有时在纽约，也会碰上失意者———一对青年男女，显然是游客，可能刚刚结婚，他们的灿烂梦想破灭了。这地方儿让他们吃不消，他们没精打采地坐在一家小馆子里，闷头吃饭，一声儿不吭。

　　说起纽约，人们听到的一句话经常是：“棒极了，可我讨厌住在那儿。”我感觉，住在乡下和小镇上的人，习惯了方便，习惯了邻里间隔着篱笆和睦相处，想不到纽约生活也有街坊四邻的模式。城市实际上是成千上万个紧凑的居民单位的集合。但纽约的事情就妙在，每个大的地理单位都由无数小区组成，每个小区都自给自足。通常，它长不过三两个街区，宽不过几个街区。每个小区都是城中之城。人们清早出门工作，走不上两百码远，就能完成五六件事情：买份报纸；把鞋送到店里钉鞋掌；买盒香烟；订一瓶威士忌吩咐下班时送来；留个字条给煤炭铺的隐身人；通知干洗店有条裤子等着穿。八小时后的回家途中，买一束绒柳、一个马自达灯泡，喝上杯酒，擦擦皮鞋—————都在街角下车处与家门之间。这些地面儿事，事事完备，人们油然而生归属感，许多纽约人一生都守在其中，还大不过一个村子。多走出两个街区，他就仿佛到了异乡，浑身不自在，非得回来。小店的店主对小区的界限尤其敏感。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最近搬家，住进另一处公寓，在三个街区之外。搬家后第二天，她出现在多年来一直光顾的杂货店，店主见到她，激动得几乎落下眼泪。“你这一走。”他说，“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对他来说，三个街区，或者大约七百五十英尺，就是离开了。

　　我在回想年轻人与大人物同居一城，是怎样一种感觉。我初来纽约时，心中的偶像是十几位专栏作家、评论家和诗人，大名时常出现在报刊上。我在商会街与百老汇夹角处徘徊，心想：“那座大楼的什么地方，蟑螂阿奇，夜里就在打字机键上蹦跳。”那段时期，纽约没给我好日子，但它毕竟让我活下来。纽约从来不缺慕名投奔的后生晚辈———青年演员、抱负不凡的年轻诗人、芭蕾舞女演员、画家、记者、歌手，每人都揣了自己的兴奋剂，每人都有自己的一群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