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学者影响决策的路径错了

　　宋向清、彭诗金等七位河南知名学者近日正筹建“新学术俱乐部”，欲以此俱乐部形成河南学术合力，成为河南经济学术界的“发声器”，用“河南声音”影响河南乃至中央的政府决策。（1月10日《河南商报》）

　　中国学界正弥漫着浓重的学术浮躁症，不少教授学者热衷于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热衷于概念炒作轰动效应，热衷于吹泡沫赶时髦，什么博士号召抵制圣诞、专家签名废中医，学术圈越来越像靠“露大腿”沽名的娱乐圈。

　　学者从来都该“兼济天下”，以所学为更普遍的公益和更广大的国民服务，岂能形成“为学一地，造福一方”的狭隘地盘意识，如每省学者都如此，岂不成了闹哄哄的学术群架？各地学者为地域利益吵吵嚷嚷，将置学术于何地？

　　学术研究最大的品质应是独立和客观———而显然，成立学术俱乐部声称用河南声音影响中央，是学者主动向“特殊利益”投怀送抱，使自己成为官员政绩的帮闲。当一项工程有利于河南形象，有利于官员政绩，却损害到百姓利益时，学者会以什么样的河南口音去影响中央决策？当一项工程有利于河南利益却损害到其他地区利益时，学者会站在什么立场去影响中央？

　　学者不是不可以去影响政策，相反，负责任的学者应该有一种关注现实的学术敏感。但学者怎样去影响决策呢？只应该诉诸一种健康的民主路径。而七位学者的方式却是一种典型的人治诉求，一种权大于法的意识。在中国，各级人大是各种决策的监审者，各种法律的订立主体，学者真想为地方发展作贡献、真想影响决策的话，应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制度路径。首先通过独立客观的调查研究提出某个建议，然后带着这个建议说服本地人大代表，甚至自己去竞选人大代表，然后通过各级人大代表再去影响各级政府决策———惟有通过这种民主路径，才能使学者的声音保持客观中立，才能使学者的研究合乎民意和公益。

　　也只有通过这种民主路径对中央施加的影响，才是合法和理性的，才不会沦为官员的传声筒。我们有影响中央决策的民主路径，为什么不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