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在加沙，2007年的第一天是从法新社一名摄影记者遭到绑架开始的。1月1日这天，受雇于法新社的50岁秘鲁籍摄影记者杰米·拉苏里在加沙城法新社办公室的入口处，被武装人员劫持。
接连成为袭击目标
这一绑架事件在巴勒斯坦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月4日下午，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城市拉姆安拉实施追捕行动时，与巴武装人员发生激烈交火，造成30多人伤亡，伤者中包括当地摄影记者法迪·阿罗里。当时，就站在我身边的法迪身中三枪，两枪在腹部，一枪是子弹打到墙上后反弹到他的后背上。在场的几位同行不顾自身安危和还在横飞的子弹，一起抬着他送到附近的救护车上。
这两起事件引起巴勒斯坦媒体工作者的强烈不满。1月7日这天，拉姆安拉下着大雨，几十名媒体工作者走上街头，手举近年来在巴以冲突和巴内部冲突中丧生、受伤或遭绑架的记者照片，冒雨举行游行，呼吁巴以冲突双方和巴武装派别尽可能保障记者的安全。
新年伊始的这两起事件再次凸显了在巴勒斯坦战火中采访的记者们的危险处境。
安全状况日益恶化
多年来，参与巴以冲突、巴内部冲突报道的记者数以千计，受伤挂彩的不在少数。据巴勒斯坦记者协会统计，仅是在过去一年，巴勒斯坦记者中就有两人丧生、20余人受伤、6人遭绑架。据总部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前不久说，对记者来说，加沙已成了高危地区。
无国界记者组织日前也指出，在加沙地带，记者们每天都生活在危险之中，既要担心以色列军人的先进武器，还要担心愈演愈烈的巴内部冲突。该组织在名为《巴勒斯坦记者：困在加沙交火之中》的报告中说，仅去年一年，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就7次以媒体为袭击目标，至少4名记者人身受到攻击，其设备被毁。报告也对以色列军队提出了批评，称以军在去年一年袭击或威胁了16名记者，破坏了3家新闻媒体的设施。
巴勒斯坦记者协会负责人奥马尔对我说：“我们显然看到，在巴勒斯坦地区，媒体工作者虽然是非战斗人员，但却常常成为袭击的目标。”他指出，在10年前，没听说过记者在巴勒斯坦地区遭到绑架，但仅去年一年，就有六七名记者遭到绑架，虽然最终都安全获释，但记者们遭受的风险显然大大增加了。
一位叫瓦尔德的同行对我说，在加沙，记者的工作虽然危险，但由于同时为几家外国媒体工作，因此对整个家庭来说还是不错的收入，尤其是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但现在，局势在一天天恶化，瓦尔德在考虑带全家人到埃及去生活。“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们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瓦尔德说。
据了解，加沙的记者差不多都是当地人，他们不仅为当地媒体工作，而且大部分身兼数职，为好几家外国媒体发回前线报道。但也有一些临时采访的外国记者。比起当地记者，外国记者所冒的危险要更多一重，那就是遭到绑架的危险。就拿拉苏里来说吧，他曾在拉美、中东和欧洲工作，2006年在伊拉克还待过3个月。这次他刚到加沙一周就遭到了绑架，7天之后才获释。去年在加沙遭到绑架的几名记者也都是外国人
互相帮助苦乐共享
而今，随着巴勒斯坦内部冲突逐渐升级，战事已从加沙地带蔓延到约旦河西岸地区，再加上以军也时常在西岸几座城市实施抓捕行动，西岸也变得动荡不安起来。虽然有战事发生时，记者们往往冲在最前面，但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人配备了防弹背心和头盔。即使有，也常常由于时间紧迫而来不及套上这些行头。这些记者们在战火中穿梭，顽强地见证着历史。
虽然到任时间不长，在每次采访时我差不多都能见到几张熟面孔。在1月4日巴以冲突中身受重伤的巴勒斯坦记者法迪就是其中之一。20出头的法迪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时为拉马丹通讯社等三四家媒体工作，偶尔也扛扛摄像机。与其他几位拥有“长枪短炮”的摄影记者相比，法迪的设备是最差的，常常拎着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数码相机奔走在各个突发事件中。他自豪地对我说：“我的相机是最差的，但我的照片拍得很好，因为我靠得最近。”本来再过几个月，法迪就要到加沙常驻4年时间，他说过他要拍出最好的新闻照片，拿个普利策奖，但现在身受重伤的他躺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家医院里，不知道何时才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许因为经常处于险境，巴勒斯坦的记者们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虽然竞争激烈，但大家常常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在以军发射催泪弹时，旁边会有同行递过来一块纸巾；在需要爬高登低时，常常会有人施以援手；至于互通有无，互相传递信息，更是不在话下。在身陷危险境地时，大家都在互相传递着鼓励和安慰的眼神。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大家在一起分享着职业成果的同时，还分担着恐惧、忧虑甚至是生命的威胁……（记者 洪漫）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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