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恁不禁“忽悠”

　　张贵峰

　　“忽悠”、“扎堆”、“趴窝”、“叫板”、“猫腻”等北方方言在广州报纸上出现，这一现象引起了部分广州人的不满——“广州地盘，广州话话事！妹仔怎么大过主人婆？”（意为“广州地盘，广州话做主！丫鬟怎么比老板娘的地位高？”）为此，有人在网上发帖表示要抵制北方方言，进行方言“抗北”。

　　在社会日趋开放，地域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且融和、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竟然出现如此充满地域偏见和文化无知的方言“抗北”现象，不能不说让人莫名惊诧，感叹不已。

　　众所周知，任何语言形成发展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孤绝的过程，而总是在不断的文化接触、交流中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的，这其中就包括对其他语言形式的引进和借鉴，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又尤以词汇的交流融和最为活跃和突出。以汉语为例，早在汉唐时代，我们就吸收引进了许多来自西域的词汇，如今天已是常用词的“葡萄”、“狮子”、“菩萨”等。而到了现代，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更几乎可以说就是大量外来词被引进融和的过程，如从英语引进的“沙发”、“扑克”、“雷达”等，而从日语引进的更是不计其数：“劳动”、“具体”、“现象”、“警察”等等。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尚且如此，更何况同一民族语言的不同方言之间呢？

　　事实上，包括粤语在内的许多南方方言，同样也是汉语不可分割的重要词汇来源，比如，来自吴方言的“名堂”、“尴尬”、“噱头”、“垃圾”、“蹩脚”等，来自粤方言的“埋单”、“打的”、“大排档”、“打工仔”、“炒鱿鱼”、“生猛海鲜”等等。

　　显而易见，这些本源自南方方言的词汇极大地丰富了普通话的表现力和生命力，早已是全国通用语，同样也已大量出现在北方报纸上。设若北方方言应当被南方抵制，上述这些南方方言词汇，是否也应被北方所排斥呢？果真如此，各地域方言之间纷纷以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乃至相互排斥为能事，语言乃至文化本身的发展和丰富还何以为继，而源于此的那种社会现代化所必需的充满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精神的文化生态又如何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