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商会模式值得推广

　　44万字“草根商会”专著深圳首发，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力推“福街”经验

　　华强北商会模式值得推广

　　十几年前深圳市政规划中的工业区，却在十几年后成为深圳叫响全国的商业中心。在深圳华强北商圈堪称奇迹的市场崛起背后，一群基于利益诉求自发结盟的“商人部落”——深圳华强北商会，开始走入民间商会学者视野。

　　深圳华强北商会的组织运行模式，也开始获得来自全国的关注。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华强北商会模式将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典范。

　　研究草根商会国内首次出书

　　昨日，由北京大学政治、人类学双料博士后陶庆先生历时两年多完成的关于深圳华强北商会“商人部落”的调查专著——《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举行首发仪式。来自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以及北京大学、深圳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深圳官方、商会代表，以华强北商会现象为契机，共同探讨了深圳民间商会的组织模式与发展问题。

　　长达44万字的《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是北京大学博士后陶庆通过对华强北商业街私营商人长达8年的合群结社活动，并最终合法化这一现象的调查，形成的国内首部以草根商会及其合法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

　　据作者介绍，华强北被取名为“福街”，一是因为华强北商业街位于福田区，其次，华强北从原先荒凉的工业区，发展到今天的繁华，确实也是一个有“福气”的街。他表示，华强北模式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商人这个社会阶层在利益诉求下的自我结社需求，同时在其合法化的过程中，对于政府与民间自治组织博弈的处理方式，也非常具有模本意义。

　　商会模式彰显公民社会意义

　　虽然是一次学术性质的“深圳民间商会研讨会”，昨日的讨论却获得了官方的关注。包括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杨云彪、福田区委常委、副区长贺海涛及福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强等均参与讨论。长期关注深圳商会民间化改革的深商研究会(筹)秘书长黄东及《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站长苟骅也获邀参加了研讨。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研究草根商会专著的出台和深圳华强北商会现象给中国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表示，目前中国商会改革仍旧面临着如何代表新兴社会阶层利益的表达、法律体系不健全以及政府与商会关系尚未理顺三方面问题。而华强北商会模式，将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典范。

　　在北京大学、深圳大学等更多学者则对华强北商会的组织形态所表达出的公民社会意义，以及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宽容与妥协的互动中实现“双赢”的模式给予了肯定。学者和商会代表同时希望华强北商会现象能够作为中国商会组织的典范，引发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模式核心

　　对于华强北商会模式的核心，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用“民间自发”四个字给予概括。“真正的民间自发，章程自定、人员自选、经费自筹、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保会长认为，商会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完全民间自发的组织，而华强北商会的经验，最核心的就在于为深圳乃至中国的商会改革，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范本，走出了一个路子，这种模式，将来会是许多地方的草根民营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将来官方的商会和正在与政府脱钩的商会，也必须要走这样的路。

　　“在华强北商会成立的过程中，没有丝毫政府参与的色彩。完全是商户自己自发完成的。”华强北商会会长黄建跃认为，和目前深圳大部分的行业协会商会所不同，华强北商会不是从原有政府部门中脱钩而来，也不是正处于民间化的路上，“我们一开始就是一个草根的结合体。”

　　成长史

　　1997年，深圳华强北片区部分工业厂房改造为商业用途，由于种种原因，商户改造工作难以进行。当时十几户商家自发组成一个联合体，以联谊为主要形式召开“诉苦会”。

　　2000年前后，华强北商户确立联谊会形式，定期举行聚会，推举商户轮流坐庄。

　　2002年，联谊会被组织性更强的“华强北商家协会”代替，参与的商户达几十家。虽未经相关程序或政府批准，在组织的一些较大规模活动中，均有政府人员出席。

　　2004年10到11月，深圳福田区第一家民间商会华强北商会成立，编制了明确的章程、自发选举了会长、副会长，确立了组织机构。该商会的成立，被誉为“深圳商会改革的一面旗帜。”

　　采写:本报记者　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