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为爆破而建？

　　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越来越多地，我听到“成功爆破”的消息。今年还没过几天，广州、青岛、杭州已经相继爆破成功过了。

　　在报纸上，我看到了或详或略的“成功”之所以为成功的原因。“全程仅三秒”，周围建筑“毫发无损”、周边道路“秩序如常”、“地下缆群纹丝未动”、“场尘控制完美”等等，这都是成功爆破的表现。

　　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城市爆破一栋高楼时，人们是何等慎重其事，既怕爆破不能成功，又怕“成功爆破”被媒体报道，好像爆破高楼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现在，城市爆破技术在中国已经相当成熟，每一次爆破都可以掌控自如，高楼爆破也不再丢脸，而是带有成就意味的事。成功总是可喜可贺的事情，而且我们会看到“中国第一爆”、“环保第一爆”、“亚洲第一爆”之类的桂冠不断产生，表明成就是多么了不得。

　　原本，当“成功爆破”的消息隔三差五地传来时，人们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异样。但2007年的“成功爆破”，在元旦以后接连发生，人们开始想到十几二十几层的高楼，总归是按照“百年大计，质量为本”的精神建起来的，怎么十几年就得爆破拆除？一些议论开始在媒体上出现，“谁为高楼短命负责”之类的问题被提出来。

　　我想研究的却是“成功”的意义。现在，城市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高楼，除了那些负责着争夺“亚洲第一”或“世界第一”之荣誉的高楼，都不会被报道。“城市长高了”的成就报道，只是登出一幅高楼林立的群像。可以说，高楼的建成越来越不算一个“成功”或者“成就”，准确地说，一栋高楼的建成如果说有成功的意义，那只是对这个项目的直接有关人员而言，而在公众视野里，一栋高楼的建成不再是一个事件。

　　爆破就不同了。几乎每一次“成功爆破”，都会在媒体上被报道。每一栋高楼的爆破，都是一个公众事件，爆破的“成功率”几近完美。从建筑的角度而言，每一栋高楼都在失去独立的价值；而从爆破的角度讲，每一栋高楼都获得了独立的价值。一栋高楼的被关注度，尽在爆破之中。这就像人，今天，几乎每一个身份普通的特定个体，当他默默生活时，不会受到任何关注，他被关注的可能性，只在于不幸的降临，只有当他遭逢离奇的意外时，他才可能获得他人的注视。对他人而言，每个普通人几乎都是无价值的，而不幸使他变得有价值。这就是我们生活深处的悖论。

　　媒体对城市的描述，正在逐渐转向一种灾难学的立场，正如对人的描述正在转向“苦难学”的立场一样。如果没有苦难，媒体上就只能见到极少数的“成功人士”，普通人必然在媒体之外，他们只是读者、“受众”、“观众”、“听众”，总之，是作为无姓名、无特征的“众”而存在。如果没有灾难，媒体上的城市也只是一个虚拟的名字，成都、武汉、上海、南京，没有什么区别，只有灾异才会使得城市充满细节地出现在媒体中。高楼的新闻在爆破而不在建成，就是这种灾难学叙事的具体表现。媒体的城市观察，从构造学转向了爆破学。在“成功爆破”的叙事中，有各种爆破技术的探讨，以资证明爆破的难度是多么大，而爆破的效果是多么好，爆破控制得多么优雅。在这个媒体城市观察正在进行灾难学、爆破学转向的时代，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爆破学知识，我们能够了解爆破的技术，却不太知道建筑的技术。而且技术的讨论与介绍精细入微，爆破对城市的意义、对人的心理状态的影响，以及“爆破”这个意象对城市生活的意味，不会被注意，大概除了敏感的诗人与艺术家，爆破也纯粹被看成一种技术活，一个瞬间的事态。

　　我们已经惯于发掘“成功”，于是高楼爆破是“成功爆破”，好像爆破是高楼的目的。媒体“成功爆破”的话语后面，有着关于技术与生活、成功与失败、价值与反价值的一系列吊诡的假定，这些假定充满悖论，但我们只看到了“成功”。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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