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传鹏和他家的老人们
韩传鹏和他家的老人们
西部网讯 （记者 张涛张喆李耀华）2006年12月28日，陕西省安康市江北沙石厂河滩边的那声枪响终结了特大杀人案案犯邱兴华的生命，但邱兴华案引发的各种影响尚未平息，案件受害人家属在极度窘迫、度日如年的生活中，期待着缺席已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2007年1月9日，陕西汉阴特大杀人案案犯邱兴华被枪决后的第12天，邱兴华的妻子何冉凤在一些人的资助下，前往北京和有关的律师、专家以及记者们会面，她要上书最高人民法院，为已经被执行死刑的丈夫做缺席司法精神病鉴定。
这天上午，在汉阴凤凰山脚下平梁镇西岭村，尹行巧面容憔悴、目光呆滞地坐在自家门口。邱兴华案中的被害人熊万成是她的丈夫。1971年出生的的尹行巧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十几岁。她身后的四间土房是解放前盖的，房顶在她出生那年才由茅草换成瓦片。屋里光线很暗，站在门口，半天才能看清屋内的布置，没什么家具，地面坑坑洼洼，整个家里没有一丝生气。
太平村一个破落的农家小院，3间破旧土房，正中那间房顶已经见天，一侧土墙上端也漏空了。韩传鹏正在家里发愁，他是邱兴华案中被害人韩阳富的儿子。作为这家的上门女婿，韩传鹏照料着四个老人，岳父、岳父的两个弟弟以及他的婶娘。母亲和韩传鹏的弟弟一起生活，但弟弟精神不正常，常常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60多岁的母亲在靠拣拾垃圾生活。
在2006年7月16日之前，何冉凤、尹行巧、韩传鹏都过着虽然贫穷但还平静的生活，但惨案打破了这一切。在何冉凤为丈夫奔走呼告的时候，尹行巧、韩传鹏以及邱兴华案中其他受害人的家属对邱兴华的怨恨和愤怒，已经被生存的巨大困难取代。
我的天塌了，我和孩子，今后的日子可该怎么过呀！说起丈夫的遇害，尹行巧当即抽泣起来，她的儿子今年上小学二年级。虽然家里有两亩地，但尹行巧身体很差，做不了农活，她的智力也不是很好。熊万成的两个哥哥都已经去世了，她们在当地没什么亲戚可以借助依靠。她想不清楚，自己和儿子该怎样生活下去。
出事前，因为有父亲的帮助，韩传鹏还能不时出门打工，现在有岳父家的四个老人和6岁的儿子需要他照顾，要不要照顾母亲是他最大的难题。我们失去了亲人，我们的损失，我们的困难谁来解决，我也跑了不少部门，但是他们都说他们无能未力。我现在很困惑，我们的困难该由谁来管？
在邱兴华杀人案诉讼过程中，尹行巧、韩传鹏等向法院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尹行巧诉请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生活费、交通费、迁坟费等损失共计4.153万元，韩传鹏请求赔偿1.7万元。
安康市中院作出的判决认为，原告人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应予以支持。但被告人邱兴华家有5人，仅住3间土木结构瓦房，又无其他财产可供赔偿，故判决免于邱兴华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
对此，任邱兴华案审判长的安康中院副院长赵晓旭解释说，原告人在法律上有这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许多客观因素。
赵晓旭说，邱兴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负债累累，为了躲债几年里面搬了六七次家。所有财产不过3间破屋，而且法律规定，执行要保障被执行人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不可能把房屋卖了来赔偿原告人，实际上卖了也不值什么钱。
受害人家属申请救助未获答复
在邱兴华被处决后，有关邱兴华家属因为名人效应得到资助，受害人家属无人关注的新闻一时引起了争议。当何冉凤再次获得资助进京讨说法的时候，尹行巧、韩传鹏等邱兴华案受害人家属被忽略的情况依然没有改观。尹行巧的情况算是好的，两名记者和镇上的干部看她实在可怜，自发给她捐了700元钱，这笔钱差不多相当于她家一年的收入，而韩传鹏等人一分钱也没见过。
尹行巧、韩传鹏等人其实也没指望能从邱兴华家里得到赔偿，他们更希望能从政府那里得到救助。尹行巧有汉阴县民政局的一份文件（汉民发（2003）08号件），上面写着：经充分考察，现在决定批准成立新的铁瓦殿管理委员会组织，由六人组成，其中总负责兼会计为熊万成。尹行巧因此认为，丈夫在铁瓦殿工作期间被杀害是因公殉职，要求获得抚恤。不过，汉阴县民政局让她去找平梁镇民政所，平梁镇民政所的负责人说：熊万成是自己去的，我们不管，去找上级。这个事情至此悬而未决。
韩传鹏认为：邱兴华为国家闯了祸，政府应该对我们负责。韩传鹏向政府提出了三个请求：一是将父亲迁葬，要求解决5000元；二是请求民政部门为母亲解决五保户；三是解决父亲死亡金1.2万元。
同时，受害人韩阳富的妻子、韩传鹏的母亲吴必联也向汉阴县政府提出了生活救助申请。吴所在石庙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称：兹有我漩涡镇石庙村一组村民韩阳富因2006年7月16日在铁瓦殿被邱兴华无辜杀害。
其妻子吴必联生于1946年7月1日，属于体弱多病，无劳动能力。家中还有一小儿子韩传明生于1986年7月4日，属精神疾病，不能独立。以上情况，请求政府民政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给予办理生活救助。但韩传鹏说，他们的申请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在采访中，对邱兴华的伏法，受害人家属们似乎已经不太在意，他们没有因此感到多少安慰，他们不知道专家和学者间关于邱兴华的争论，他们也不关心何冉凤讨说法的举动。但家庭顶梁柱突然倒下后的巨大生存压力，和对救助的期盼与失望，让其中一些人开始有些焦灼、激愤。
记者接触了一些政府部门人员，他们虽然很同情受害人家属，但都认为：受害人家属的困难政府解决缺乏依据。其中最现实的问题是，即使政府部门有解决问题的意愿，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案发地安康地处秦巴山区，经济不发达，财政困难，全市10个县区有8个国家级贫困县和2个省级贫困县。政府职能部门都是吃当地财政饭的，经费包干，本身经费就紧张，没能力额外负担和解决这些问题。
据安康中级法院一位资深刑事法官介绍，往往在山大沟深，经济条件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一些村民文化程度较低不懂法，容易发生为琐碎纠纷将人致死或致残的惨剧。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判了民事赔偿，而被告人没有执行能力，再加上执行时还要考虑到被告人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最后法院的附带民事判决往往成了空文，当事人拿了一张兑现不了的判决书，心存怨气三天两头跑法院，既然判了为什么不给执行。法院也感到委屈。而这些又不是法院自身所能够解决的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难的问题，不仅在安康法院存在，据不完全的统计，有高达七成的被害人是无法从被告人方得到赔偿的。即便在北京，有人曾对某中级法院审结的614起刑事案件作调查，结果是无法得到赔偿的（包括政府协调），也达到四成。众多刑事案件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属通过法律获得了道义上的公正，却得不到应得的利益公正。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话说，这样的结果令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
很多法律专家都表示了对此类现象的担忧。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补偿，那些遭受犯罪侵害而不能从加害方得到赔偿的被害人，面临生存危机，要么一次次上访，要么用违法乱纪等手段获得生存，无论哪一种，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政府又不得不花费更大的成本来化解这些因素。而长期不能通过法律渠道，令贫困阶层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彰显，法律也会沦为滋生反社会力量的温床，丧失应有的尊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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