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书籍和阅读的命运

　　书籍和阅读的命运

　　因为存在着不能更改、替代、变换、重写的伟大的书，阅读经验也就没办法被允诺了无限自由幻想的电子设备和超文本系统所取消，阅读因阅读经验的唯一性而存在。

　　撰稿／张新颖

　　1996年，博尔赫斯已经逝世10年了，苏珊·桑塔格还是忍不住给他写了一封信。

　　“你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想象途径，并一再宣称我们受惠于过去，尤其是受惠于文学。你说我们现在和曾经有过的一切都归功于文学。如果书籍消失了，历史就会化为乌有，人类也就会灭亡。我确信你是正确的。书籍不仅仅是我们梦想和记忆的独断总结，它们也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有的人认为读书只是一种逃避，即从‘现实’生活的每一天逃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书籍的世界。书籍不单单是这样的。它们是使人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

　　担任过阿根廷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在世时也许没有想到，书籍和阅读要经受一个电子和网络时代的严峻考验。

　　“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书籍现在被认为正濒临灭亡。我说到书籍时还泛指使文学成为可能和给灵魂带来影响的阅读条件……当书籍变成了我们依据实用性标准跟它们进行‘互动’的‘文本’时，书写的文字就会简单地变成一种被广告所驱动的电视画面。这就是正在创造中的，并向我们保证能够变得更加‘民主’的辉煌未来。当然，它只意味着内心世界的死亡——以及书籍的死亡。

　　“到了那个时候，就没有纵火焚书的必要了。野蛮民族无需烧书。老虎就在图书馆里。亲爱的博尔赫斯，请你理解这一点，我无法从抱怨中感到满足。然而不和你发牢骚，我还可以向谁去抱怨书籍的命运——以及有关阅读本身的命运呢？”

　　2004年，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为他的《西方正典》中文版撰写序言，最后悲观地说：“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觉得这种发展难以逆转。”布鲁姆断言，现在，“我们正处在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

　　有多么糟糕？

　　意大利小说家、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2003年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发表了《书的未来》的演讲，他认为，新技术必然导致旧物废弃的想法往往过于单纯，在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一物简单杀死另一物这样的事例；当然，新发明总是让旧的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正在向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前进，自由的创造力将和对现有文本的诠释共存。我喜欢这样。但是不能说我们已经以新代旧了。我们新旧都要。”

　　让人以数量有限的元素去制造无限文本，这一想法并不新鲜，不仅在电脑和互联网发明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存在了几千年：使用数量有限的字母，能够制造出几十亿种文本，这正是从荷马到今天的人类所为。但是，一部伟大的书，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之所以迷人，不在于制造了无限的可能性，而在于它只能以它的方式存在。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你可以对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它们包含着某种不能任意更改的东西，某种不能替代的东西，某种必然的东西。它们向多种解读开放，但它们是不可改写的文本。“我们不可重写的书是存在的，因为其功能是教给我们必然性，只有在它们得到足够敬意的情况下，才会给我们以智慧。为了达到一个更高的知识境界和道德自由，它们约束性的课程不可或缺。”

　　因为存在着不能更改、替代、变换、重写的伟大的书，阅读经验也就没办法被允诺了无限自由幻想的电子设备和超文本系统所取消，阅读因阅读经验的唯一性而存在。

　　艾柯说得好：“书是那种一旦发明，便无需再作改进的工具，因为它已臻完善，就像锤子、刀子、勺子或剪子一样。”

　　苏珊·桑塔格向博尔赫斯抱怨的时候，一定也包含着向这位不在世的智者求教的意思。“在某个场合你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你还特意补充说：所有人——必须这样想，对于他或她来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一种资源。”

　　书籍和阅读不仅仅是与电脑和网络竞争，而且可以把它们化为一种资源。既然书是那种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的发明，既然书是一旦发明便无需多做改进的东西，那么就让它坦然面对后来的诸多新发明。无需向谁去抱怨书籍和阅读的命运。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