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治安问题是没“说好”还是没“做好”

　　最近三年，广州市每年的刑事立案数都在10万件以上，治安案件受理数每年更达15万件左右（2006年12月18日广州《信息时报》），加之不时出现的“飞车党”、“砍手党”报道，广州治安一向给公众缺乏安全感的印象。

在近日召开的广州市政法工作会议上，该市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做工作报告时称：虽然广州资讯和媒体业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也造成一些治安问题被迅速扩大化。这个说法在网上引起网友如潮批评：公众缺乏安全感，怎么怪到媒体报道头上去了？

　　“媒体将治安问题扩大化”的指向很明显：治安事件一经媒体报道，公众每天能在新闻纸上看到本地的抢劫新闻。昨天那里飞车夺命，今天这里当街抢劫，哪个地方可能会黑夜砍人，老百姓的不安全感很容易在一条条负面新闻营造的现实影像中扩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新闻纸上今天一小案，明天一大案，今天这儿抢劫，明天那儿杀人，这些事件不是媒体“报道”出来的，而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负责任的成熟媒体当然会对新闻取舍有全局观，并非有闻必录，并非凡事渲染，如果一年10多万件案件都上报，再厚的报纸都不够版面。各媒体老总每日殚精竭虑研判舆论导向，今日广州的舆论应是媒介共识。我们不否认个别媒体在一些案例报道中尺度把握有待改善，但将省市所有媒体的政法报道予以如此评价，十分不妥。媒体是群众与执法部门之间的桥梁，视群众（读者）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媒体不存在吓唬自己读者的故意。媒体人也知道，夸张片面的报道骗不了读者，谁胡来谁会在竞争中出局。今天广州的市民也不是胆小的市民，广州媒体对广州治安环境体会深切，将群众忧心的问题摆到版面上，是欲促进问题的解决，没想到，反映问题的却被说成问题的“制造者”。不管怎么说，让公众感到不安的，是治安事件，而不是媒体报道。另一方面，无论人们知道了这些信息会产生怎样一种反应（恐惧、不安、无助），人们首先有权知道自己身边发生了什么，自己应如何应对、防范。把一个人封闭起来让他对外界毫不知情，这种封闭产生的“安全感”和“稳定感”恐怕没几个人愿意接受。宁要知情后的不安和恐惧，不要蒙蔽中的安全和稳定，这是公众需要的安全观。

　　尊重这种公共理性的治安部门，应在治安事件发生后，努力借助和协助媒体，发出对事件真相的权威报道，而不是冀望在封闭中营造虚假的安全。

　　其次，媒体报道真的造成治安问题被迅速扩大化了吗？相反，媒体的公开报道只会减少治安问题的负面影响。某地发生了一起残忍的凶杀案，媒体不报道，这件事就不会传播出去吗？它只会以一种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目击者传给同事，同事传给邻居，邻居传给朋友，在这种口耳相传中，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很容易放大为一个骇人听闻的神秘谣言———红衣恶魔、午夜杀人狂之类的恐怖故事———显然，相比媒体的公开报道，这种谣言更容易让人产生不安和恐惧感；媒体公开报道导致的不安感是暂时、可控和看得见的，而谣言导致的不安则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拒绝了媒体的公开报道，也就给谣言以传播空间，谣言才会在暗滋暗长中把一些治安问题迅速扩大化。封闭出谣言，谣言造成混乱，难道“非典”给我们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治安部门应该学学这种传播心理学，应该尽量以治安事件后“权威的声音”迅速占领舆论，在减少谣言传播中减小公众的不安感，而不是以敌意的眼光看待媒体的公开报道，臆想媒体的报道是在给自己添乱，给政绩抹黑。

　　如今，一些地方官员有一种瞒报习惯：本地发生某起事件后，首先想到的是害怕或担心老百姓知道后“承受”不了，所以喜欢自作主张地编造一个“善意”的谎言欺骗公众。比如前年年末，某地因化工厂爆炸而导致水源污染不得不全城停水后，一些官员就害怕民众会恐慌，于是编造出了“自来水厂检修”的谎言———谁知道这造成了更大的恐慌，一时谣言四起，满城慌乱，后来通过媒体实话实说才平息了民间的慌乱。其实，只有掌握了真实信息的公众，才能对现实作出理性的判断。而信息蒙蔽才会滋生集体性的非理性判断，同时它也低估了民众的理性和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