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耀�苋僖�与耻辱

　　王昭耀�苋僖�与耻辱

　　□ 本报记者 吕明合

　　2006年11月29日下午2时半，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王昭耀被允许做最后陈述。依赖他哽咽着的回忆，王昭耀贫寒的前半生才变得逐渐清晰。

　　62岁的王昭耀，1944年11月出生在山东省梁山县小路口镇后门王村，下有一弟一妹。

　　1963年，王昭耀考上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水利工程系。从学校到颐和园，坐公共汽车只需5分钱，但他选择跑步。

　　在庭上，王昭耀回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村食堂有次发了一个粮食做的窝头，母亲舍不得吃，一直留着给在县城上学回家的他，自己则吃树皮和草根。当时在场的《方圆法治》记者韦洪乾说，说到动情处，王几乎泣不成声。

　　由于曾多次到梁山采访，韦洪乾靠当地人帮助，成了惟一进入王昭耀父母家的记者。他说，王昭耀父母都已年近90岁，现住县城一处就要拆除的两间平房中。家具很少，除了一个旧的布沙发，就只有一台大约21寸的彩电。

　　“他妹妹是普通农民，妹妹的两个孩子现在外地打工；弟弟王昭斌至今还是亦工亦农性质的工人”。韦洪乾说，王昭耀的发迹几乎没有惠及家人，在家乡，他因此一直以“清官”闻名。

　　大学毕业后，王昭耀分配到宿县地区的砀山园艺场。与王昭耀曾一起在园艺场工作的砀山县西南门镇刘集村村民胡宜民在电话中回忆说，王昭耀1968年下放到园艺场后，喂猪、侍弄果树，什么活都干过。在众多一起分配的大学生中，踏实肯干，令人瞩目。

　　王昭耀步入政界，和他的专业有关。当时砀山县修护黄河，园艺场委派水利专业出身的他作为代表去工作。在工地上，他的专业特长显得异常突出。治黄结束后，王昭耀被直接调到了水利局，从此再没回过园艺场。

　　离开园艺场后的王昭耀仕途光明，一路扶摇直上。1976年，他任砀山县水利局副局长，1980年，任县农办副主任兼水利局局长，1981年任副县长，1984年调到砀山附近的宿县任县委书记。1985年，升任宿县地委副书记兼宿县县委书记。1987年任宿县地委书记。两年后，王昭耀调阜阳地区任地委书记。 ? ?

　　“他做事很稳重，步子迈得不大。”前阜阳华阜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春福说，王春福在1980年代开办乡镇企业，华阜公司一度入选阜阳十强企业，和阜阳历任官员颇多接触。他的家中，至今仍存有一幅王昭耀的题词。

　　王春福说，无论是与前任陈复东，还是与后来的王怀忠相比，阜阳时期的王昭耀都不突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相比王昭耀，后来从亳州调来的王怀忠，也“更有魄力，步子迈得大”。

　　相比之下，王昭耀在阜阳“才呆了4年、时间不长，也没办什么事”，老干部们几乎很难回忆起他在阜阳为政期间有什么故事。

　　惟一共同的印象是，相比王怀忠的粗鲁和霸气，王昭耀“看起来挺平易近人，没什么架子。碰上谁，都是乐呵呵，总是说‘有什么困难，找我’。”

　　一位曾一度成为王昭耀智囊团的官员回忆说，他在“三农”问题上，确实“很有见识和想法”，“认识深刻，很超前”。

　　1989年3月，王昭耀刚上任，就组织了全地区范围的大调研，随后在行署提出要搞“农村基层政权、农业基础设施、农民基础教育”的“三基工程”建设，并在省里召开的一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

　　“这都可以写进农村改革史的。在那个时候，能提出这个主张，的确算得上有魄力、有想法。”这位官员感慨说。

　　阜南县赵集镇前镇长於俊华回忆，王昭耀当时负责联系临泉县，每次路过赵集镇和会龙乡时，总会下车看看。

　　“他没什么脾气。经常下村、钻大棚，热了，就脱了衣服拎着走。”於俊华说，赵集镇和会龙乡两地的农民后来以“大棚”致富，和王昭耀的重视扶持有一定关系，号称“天下第一椒”的会龙辣椒，“就是那时候搞起来的”。

　　下乡的过程中，王昭耀认识了很多基层干部。多年后，於俊华到省里开会，电梯里碰到已任副省长的王昭耀，王昭耀仍能一口叫出她的名字。

　　1993年前后，涡阳县新兴镇书记李培接苦于农民负担过重，邀请当时的地区行署调研科科长薛万青一同研究农业税费改革问题，开始在新兴镇做小规模的试点。

　　1994年10月，这个镇的试验基本成功。但“上面”却把涡阳县的试验定为非法，认为违反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

　　薛万青因此起草了《有益的尝试——关于涡阳新兴镇实行税费合一制度的报告》，交给阜阳行署专员王怀忠，王只签了个“阅”字，不敢表态。

　　当时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王昭耀看完报告，毫不犹豫地签了字，要求“建议扩大，一个县的试验范围”，并让“省里电话通知到调研科，要求再整理一遍”。

　　这份重新整理过的报告先刊登在《安徽工作》上，后由《中国改革报》转载，影响深远。“先是确定太和县试点，然后推及整个阜阳，再到周边地区，然后安徽、江苏、湖北，直到全国”。

　　1995年4月，全国农村基层税费制度改革经验研讨会于阜阳召开。“这标志着王昭耀得到了肯定”。 1994年10月，这个 ??

　　一位曾一度成为王昭耀智囊团的官员回忆说，他在“三农”问题上，确实“很有见识和想法”，“认识深刻，很超前”。

　　1989年3月，王昭耀刚上任，就组织了全地区范围的大调研，随后在行署提出要搞“农村基层政权、农业基础设施、农民基础教育”的“三基工程”建设，并在省里召开的一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

　　“这都可以写进农村改革史的。在那个时候，能提出这个主张，的确算得上有魄力、有想法。”这位官员感慨说。

　　阜南县赵集镇前镇长於俊华回忆，王昭耀当时负责联系临泉县，每次路过赵集镇和会龙乡时，总会下车看看。

　　“他没什么脾气。经常下村、钻大棚，热了，就脱了衣服拎着走。”於俊华说，赵集镇和会龙乡两地的农民后来以“大棚”致富，和王昭耀的重视扶持有一定关系，号称“天下第一椒”的会龙辣椒，“就是那时候搞起来的”。

　　下乡的过程中，王昭耀认识了很多基层干部。多年后，於俊华到省里开会，电梯里碰到已任副省长的王昭耀，王昭耀仍能一口叫出她的名字。

　　1993年前后，涡阳县新兴镇书记李培接苦于农民负担过重，邀请当时的地区行署调研科科长薛万青一同研究农业税费改革问题，开始在新兴镇做小规模的试点。

　　1994年10月，这个镇的试验基本成功。但“上面”却把涡阳县的试验定为非法，认为违反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

　　薛万青因此起草了《有益的尝试——关于涡阳新兴镇实行税费合一制度的报告》，交给阜阳行署专员王怀忠，王只签了个“阅”字，不敢表态。

　　当时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王昭耀看完报告，毫不犹豫地签了字，要求“建议扩大，一个县的试验范围”，并让“省里电话通知到调研科，要求再整理一遍”。

　　这份重新整理过的报告先刊登在《安徽工作》上，后由《中国改革报》转载，影响深远。“先是确定太和县试点，然后推及整个阜阳，再到周边地区，然后安徽、江苏、湖北，直到全国”。

　　1995年4月，全国农村基层税费制度改革经验研讨会于阜阳召开。“这标志着王昭耀得到了肯定”。

　　由于低调处事，出事前王昭耀给人的印象一直不错。原阜阳地区阜阳市（县级市）的一位市府老干部说，王“待人不狂，不野蛮，相当平易近人。谁去都接待，乡镇党委书记都可以直接找他”。

　　老干部们说，王所谓的亲和力，正是他大规模贪腐的基础。“一个地委书记，一个镇长。按制度，隔了四个级别，根本不需要汇报工作。”事后证明，来找他的低级官员，大多是跑官买官的。

　　一名政法系统的干部举例说，后来落马的阜阳中级法院副院长王建明，当时只是一个基层法院的办公室主任，“他都能直接给王昭耀送钱”。

　　与外界传闻中阜阳卖官始于王怀忠不同，“阜阳领导人卖官就从王昭耀开始。从王昭耀、王怀忠到肖作新，一直在卖。”

　　一名老干部分析说，阜阳卖官始于王昭耀，与上世纪80年代末后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有关。企业要发展，就要寻求官员的帮助，掌握资源配置的官员权力得以与金钱挂钩，官员才成了“金饽饽”——“以前当官没油水，没人愿意花钱买。”

　　王昭耀卖官，在当时的阜阳官场几近公开。“王昭耀精啊，好事都是自己站台前，坏事就逼着别人露面。那时候物价多低啊，从正科升到副处，没有3万，不可能。”

　　王昭耀是在1989年3月到的阜阳。刚调过来，干部们就听说王昭耀“喜欢玩干部，调来调去”。从阜阳走的时候，临走前他还安排了很多干部。“喜欢动上面打招呼，喜欢下面有钱有势，就苦了我们这些没背景的干部、不管什么学历能力，都当成了苦力。”

　　济南市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王昭耀在离开阜阳后，卖官不减反增，更变本加厉。除指控810万余元财产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外，40页的起诉书，有关王昭耀涉嫌受贿的部分就占了近37页，占整个起诉书内容的90％以上。

　　起诉书指控，1990年至2005年的16年间，王昭耀利用担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副书记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704．2185万元，构成受贿罪。

　　“这704万元，80％是王昭耀自己主动交代的。”山东省检察院一位参与办案的检察官说，王此举应是想获得轻判。王昭耀案先由中纪委调查，随后，中纪委将案件移交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察院又指定山东省检察院管辖，山东省检察院反贪局抽调了13名检察官参与办案，在安徽连续驻扎了43天，经过3个多月，才将案件侦查终结。最终指定由济南市检察院负责起诉。

　　王昭耀受贿有几个特点：一是时间跨度长，长达16年。二是重复收受同一个人的贿赂，如第一个行贿人某县委书记陆某，从1990年起一直行贿至2000年，11次向王行贿7．9万元。第三，王受贿，自己几乎从不出面，钱都由其妻经手，再转告请托之事。

　　负责王昭耀案一审辩护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京生承认，王受贿，从1990年在阜阳任上到案发前一直没有停止过，“大多是过年过节的‘打基础’联络感情的行为”。

　　起诉书亦指控这个说法，16年内，王昭耀接受44人或单位行贿共计294次，共计704．2185万元。其中，有30人行贿的目的是为买官，行贿数额共计315．5185万元。这些行贿行为，有278次发生在每年的中秋、春节“两节”，几乎占了95％。

　　已因受贿罪被判刑的涡阳县原副县长栗广龄的例子比较典型。1989年2月，王昭耀由宿县地委书记调任任阜阳地委书记，栗广龄时任王治下的涡阳县店集乡副乡长。两人相识于王一次下乡视察时。随后，栗就开始不断向王送钱。

　　起诉书说，1991年至2003年，13年中，栗24次在“两节”期间向王昭耀奉送“过节费”计32．5万元。王则投桃报李，随着他自己职务的步步高升，栗广龄先是升任乡长、镇长，最后当上了副县长。

　　阜阳市府一名副局长说，“而按他的级别，安排一个人，不要说一个电话、一个招呼，就是一个小小的暗示，什么都不说，也能搞掂”。

　　王昭耀的特点是，“谁给钱，就办事”，拿了钱就千方百计帮你办，根本不看你人品和能力优劣。

　　一个例子是，太和法院刑庭庭长刘某，曾给王送了10万元，要求升任副院长。王妻因此亲自跑到阜阳，要求阜阳方面立即办理。但“烂泥扶不上墙，他素质太差，实在没有办法办理，才不了了之”。

　　“多行不义必自毙。常在河边走，必定会湿鞋。这样罔顾党纪国法，必定会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当地一位干部说。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