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重晚晴--杨振宁翁帆访谈录》 潘国驹、潘星华、韩川元、胡祖协 编 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定价：25.00元
忘年恋情 孩子们非常支持
曾月丽：杨振宁教授在82岁那年做了人生中重要的决定，和28岁的翁帆结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祝福，也有人质疑。杨振宁说他自己根本没想到人们对他的第二段婚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关注。
2003年冬天，杨振宁从美国回返北京定居，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在那里做研究工作，准备开始丧妻之后的晚年生活。
没想到一封信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杨振宁：2004年初我到香港。唉，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她从广州寄到美国，我美国的秘书把它又转到香港。它上面是，因为我们好几年没通信了，她把她的电话写上了。所以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后来她来看我，以后我们交往了一些次，所以最后在2004年年底结婚的。
曾月丽：杨振宁口中的她就是11年前，他和妻子杜致礼到广东汕头大学参加国际会议时，负责接待他们的小姑娘——翁帆。那时的翁帆还只是汕头大学一年级学生。两人再度见面时，翁帆已经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英语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虽然彼此两人年龄相差半个世纪，翁帆的出现对杨振宁犹如上天赐予他的最后一份礼物。
杨振宁：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是实在十分幸运的。今天，我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当然一个人，结婚了很多年，年纪大了，配偶不在了，是非常孤独的。另外一方面，虽然翁帆也给我很多照顾。我跟有些新闻记者说，说你们现在见我走得很快了什么的，可我今天跟十年以前走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我现在知道老年人为什么慢下来，慢下来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知道，他假如走得太快，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反应会不够快。现在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拉着她的手，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安全感。这个当然只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信号。事实上对于我整个人生观，都因为来了翁帆，有一个转变。
曾月丽：当你告诉你的孩子，你要结婚的时候，孩子们怎么说呢？
杨振宁：哦，他们说爸爸所认为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他们没有异议的。唉，我想这点我也比较幸运。我知道像这种情形，两方面的家庭，含括父母、兄弟姊妹等，假如有孩子的话，情形会很复杂。我们的情况一切都很简单，很顺利。
曾月丽：当你决定跟翁帆结婚的时候，你花了多少天的时间去考虑，尤其因为你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人，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要做这样的成为大家免不了要谈的一个话题，那个时候又是怎么一种压力呢？
杨振宁：我想主要的问题，是我不在了以后，将来是要变成一个什么状态。不过，翁帆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也对前途采取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事情不可避免地要传出去，而且传出去是会有一些不高兴的反响。不过，我们没做统计。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的报纸上、杂志上和网上的评语都是正面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是负面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杨振宁和翁帆联合撰文反驳辱骂“忘年恋”者
曾月丽：今年初，杨振宁和翁帆联合在一份周刊上发表反驳文章，引起瞩目。一名署名平路的女作家的文章令他们动了气。
杨振宁：她是指了我们的名字讲的。她对于老夫少妻这件事情非常不赞成。这个不赞成，我还可以理解。可是她用了非常尖刻的话在骂我们。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子，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我记得我们是说，平路女士整个的文章所缺少的是阳光、是希望、是同情、是爱。后来，她又有一个文章，我们就没有再理了。
曾月丽：世俗人对忘年之恋毕竟是充满好奇的。任凭旁人的注视，在公众场合里，杨振宁落落大方，自然流露着对妻子的疼惜之情。而翁帆则似乎还在学习应对不同地方环境的接待。
翁帆：可以说现在比较适应了，不过还是有时候不习惯，比如说，这么多记者围着我们。
曾月丽：在你结婚之后，你生活上最大的改变是怎么样呢？
翁帆：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以前我是一个学生，我的环境非常简单，只是在学校里头。可是现在我们经常要旅行，经常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开会。
曾月丽：你觉得你跟杨教授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共同点呢？
翁帆：我觉得我们比较共同的就是，我们比较真。就是，我们不会很虚假地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一些很虚假的话。
杨振宁：跟她结婚使得我的生命里有了一个延续。而我自己的感受，当然很好了。当然永远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的身体要发生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不过当然活到90多岁的人现在也很多。照我目前的情形看的话，我想五年之内不出毛病，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我就拿这个来做我们日常的希望。
曾月丽：受访那天，杨振宁穿上了一件粉红色的上衣，精神很好，谈了半个多小时。他坦诚地面对提问，就像他坦然面对他自己的婚姻决定一样。一个敢于推翻科学定律的人，确实是有勇气去突破一切既定的观念，从而获得祝福。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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