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
任志强，山东掖县人，1951年3月出生
1969年1月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插队
1969-1981年参军，先后任排长、参谋
1981-1984年任北京怡达公司副总经理
1984-1988年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
1988-1991年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华远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经理
1991-1993年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1993年8月至今任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总经理
其间1993年3月-2000年4月兼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0年5月-2001年9月兼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1年12月—2002年12月兼任北京市华远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2年12月至今兼任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任志强曾当选为西城区人大代表，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他还分别在多个社团组织、大学等机构任顾问、理事、兼职教授、副主席等职务，在华远集团持有股权的合资公司或下属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故事
我曾被检察院正式宣布捕过
1985年9月30日，这一天也恰恰是阴历的8月15日，是一个合家团圆赏月的好日子。
上午，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我去谈话，但恰好上午有个事先约好的外商谈判，关于华威大厦项目的投资建设事宜，我转告说下午再去。
中午，正当我准备出发时，华远总公司的一位副总神神秘秘地叫我出去一趟，这一去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停在公司200米开外的是一辆西城区检察院的警车，将我直接带到了现在西城区政府的所在地———西城区检察院。
1985年是中央开展最早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专项运动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法律又实行的是有罪推定，可以在自认为你有罪时先实行抓捕，后审查证据。抓错了也没有“赔偿法”约束。理所当然的我就成了法律的牺牲品。
当晚12点，我被以“贪污罪”送进了西城区看守所(现东京几道，西城公安局宿舍区)。
罪名是“贪污”，那当然要去家中寻找我“贪污”的赃物了。但检察院搜查中扣押的却是大量与“贪污”毫无关系的香港电影的录像带等物。事后我知道检察院另行通知我的兄弟姐妹向检察院缴纳了大量的现金作为我贪污应该退赔的押金，为此我妹妹不得不卖掉了刚买不久的摩托车。
随我之后进入看守所的公司会计被检察院以“老婆生孩子，家里无人照顾为由”，于1985年12月释放了。次年的2、3月间区检察院也通知我，已将我家人上交的现金全部都退回了。看来“贪污罪”的罪名是不能成立了。但有罪推定在先，又无法轻易将我放出。当区检察院以为我无罪之后，我反而被升级进入了市级看守所(宣武区半步桥的K字楼，据说是日本人建的监狱)交由市检察院审理该案了。
从我正式调入华远公司算起，到被关押进看守所为止，大约在华远一共工作了不到12个月的时间，但却用了14个月的时间进行审查，比一天审一天的日子还多，可以说时间是足够了吧，也可以说是被彻底的洗了个干干净净。
“贪污罪”的来头是因为我给自己和员工发了一大笔奖金。当然这是有上级批准的。是在1985年3月就在企业自我清查整顿中主动申报过的，并已经在5月7日区政府各机关来总结公司自查成果时做过结论的。既然不能用“贪污罪”来定罪，也要找个判罪的理由，于是市检察院就从公司自查的报告中找了一条“工商局”已做过超出经营范围的结论的事当做“投机倒把罪”判我缓刑回家了。
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了，上诉之后，法院顺水推舟的将此案退回市检察院重新审查。
如果单为讲故事，这一年多的特殊生活就可以说上好几天了，最重要的是当一个人能从监狱生活中无罪释放之后，就绝不会再给检察院第二次这种再能找出把柄把我关进去的机会了，遵纪守法的警钟会天天响起，这也许也是一个人难得的教育。
故事
二
检察院再次出证我无罪！
1996年华远与华润合资之后，准备借桥于香港上市，经过周游世界各国的路演之后，创下了中国第一家地产公司在境外上市认购的最高倍数的纪录，并准备于11月8日正式敲钟挂牌了。
但就在即将正式挂牌的前一天，香港的八大主要媒体和香港的联交所都同时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主要的内容就是我曾于1985年入狱，是一名罪犯。一是没有资格担任香港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总经理的资格，二是我对香港当局和股民隐瞒了犯罪的记录，失去了诚信。
上市之前按当时英国当局的管理规定：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都必须填报一长串的声明，包括是否曾有犯罪记录，并要宣誓证明这些声明的真实性。香港当局有权根据这些声明中的隐瞒与不真实情况对当事人处以刑事处罚，其中如有未申报的犯罪记录则是重罪了。不但我个人要承担法律责任，上市公司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未敲钟挂牌的公司将被取消上市的资格。
原以为早已过去了十多年的事情，突然从天再降，如一声霹雳再次成为了影响公司上市的拦路虎。
我不能说我没有被检察院审查过，也无法证明我无罪(无罪的裁定书早不知道去哪里了)，只能告诉他们我是人大代表，按中国的法律有过犯罪记录的人是不能当选人大代表的。后来按着华润的律师要求我只能不接电话了。
当天下午最忙的则是我的党委书记(也是上市公司的董事)，周书记单枪匹马去市检察机关查阅十多年前的档案，要求调出当年的裁定书。又到区检察院取得了我虽经检察机关审查但没有触犯中国法律的无罪证明。
直到下午五点半才正式将所有证明发给了香港联交所，证明了上市公司的诚信和所有申报材料的诚信，以及我没有犯罪的事实。
公司的律师同时向所有香港的报社和媒体发出了正式并口气强硬的律师函，不但告知匿名信所说的信息是错误的，并且提出如果哪个媒体报道这件错误的事件将对其提起法律诉讼。
香港联交所在接到中国检察机关的证明之后，当然毫无疑问的批准了第二天上市公司股票挂牌交易，除香港一家媒体报道了前一天曾接到过匿名信一事后经香港联交所证实为诬告之外，其他的媒体则只字未提此事。
一场风波过去了，至今我也不知道是谁在用这种手段试图破坏与陷害我。但我知道必须坦荡的面对人生，也许会有一些擦边球，但绝不能越雷池半步，一定要严守法律的这条最后防线。
我之所以敢把这些故事公告于众，正是因为我心中无鬼，没有做亏心事，自然也就不怕鬼叫门了，也不会怕任何检察机关再次登门审查，更不会操心税务、审计、纪检等部门的检查了。(来源：中华工商时报作者：任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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