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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万元“搭救费”起纷争

  从偶然相识到密切合作王富桥的出场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回忆起当天的情景,接近卓玛的人士描述说,那是在卓玛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上,出席宴会的都是京城一些有身份的人士。当天卓玛带着两岁的儿子参加宴会,儿子一直哭个不停,怎么哄都不行。

“这是谁家的孩子?哭得这么凶,家里一定有灾事。”一个戴眼镜、50多岁的男子走到抱孩子的卓玛身边说,“我对《易经》有些研究,这孩子家里肯定有事。”

  没等卓玛反应过来,宴会的主人罗某适时出现。“这是‘国办秘书局’、‘中办机要局’副局长王富桥先生。”罗某这样向卓玛介绍这名男子,“他对佛教、《易经》很有研究,经常给人看手相和风水,能预测一些事情。”这是2004年2月24日,北京。3年后,对这样的相识,接近卓玛的人士也无法判断到底是巧合还是王富桥精心的安排。

  彼时的卓玛,丈夫亿万富豪袁宝璟因涉嫌雇凶杀害辽阳原刑警队长汪兴,于2003年11月被辽阳警方逮捕,卓玛正在外面寻找各种关系,想要“搭救”丈夫。作为卓玛的朋友,罗某一开始即帮助卓玛四处运作,但3个月过去了,并没有起作用。

  接近卓玛的人士回忆说,那段日子,卓玛心急如焚,一面要想法“救”袁宝璟,另一方面还要打理袁宝璟离去后的建昊集团。而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是以舞蹈见长的卓玛的强项。拥有“国办秘书局”、“中办机要局”副局长双重身份的王富桥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那次宴会3天后,在罗某牵线下,卓玛和王富桥在北京一家茶楼再次见面。两人先是讨论风水,卓玛请王富桥给她的住宅看风水。“那是一个四合院,院子中间有棵树,王富桥当即就说,你看‘口字中间有棵树,不正是困吗’。”这些都迎合了卓玛的心境。随后,卓玛又请王富桥给袁宝璟的公司、辽阳老家住宅看风水,每次王富桥都说得头头是道。很快,王富桥就赢得了卓玛的信任。这时,卓玛全盘向王富桥说了袁宝璟的案件。“如果真是冤枉的,我可以帮你找找我的朋友。”王富桥后来在法庭上辩称,当时他主观上也认为袁宝璟是冤枉的。

  取得卓玛的信任,罗某的牵线起了一定作用。接近卓玛的人士解释说,罗某在和卓玛谈起王富桥时,很是钦佩,能够进入罗某这个社交层面,本身就有一定的门槛。但实际上,按照王富桥的说法,那时,罗某和他也刚刚认识一个月。一个更重要原因是,55岁的王富桥思维清晰,语言流畅,看似随意展露的话语,让人感觉他和多名北京高层非常熟悉。曾数次会见王富桥的辩护律师刘微的感觉是,“王富桥看起来活动空间挺大”,他能言善辩,甚至在看守所还发挥自己的特长,给看守人员看手相。

  刘微的解释是,这和王富桥曾从事的多个职业有关,老家是辽宁的王富桥,早年曾在海南经商,后来到北京,进入解放军某部,然后到了国务院某中心主办的一个经济类杂志担任调研部负责人。多年来的闯荡,王富桥也确实积累了一定的人际关系。但无论在解放军某部还是在杂志社,他都只是聘任制员工,从来都不是正式员工。刘微更愿意把他看做一个商人,在北京就有一个这样的群体,拥有一定资源,以为别人牵线搭桥、运作解决一些事情为职业。真实的王富桥其实只有高中学历,暂住在通州区永顺镇,经营一家古玩店。

  王富桥就这样进入了卓玛的生活空间。按照王富桥在法庭上的说法,卓玛和他签订了委托书,聘任他为袁宝璟公司的经济顾问,同时全权负责“搭救”袁宝璟事务。对外,王富桥的身份是袁宝璟的表哥。

  之后,王富桥开始帮助卓玛找各种关系。接近卓玛的人士回忆说,那段日子,卓玛几乎所有事情都要和王富桥商量,几个人每天都四处奔波,复印材料、联系记者。袁宝璟早年的一名高管给王富桥冠以“军师”的名号。2004年8月中旬,在王富桥运作下,卓玛计划在某大报社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为袁宝璟喊冤。但由于各种原因,记者招待会在开始前最后一刻取消,参加的记者人手一份材料离去。

  在接近卓玛的人士看来,暂且不论王富桥的真实身份,在运作“搭救”袁宝璟过程中,王富桥确实做了很多工作。2004年8月18日,袁宝璟案件在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王富桥邀请了北京十几名记者前往辽阳听审。其中大多数记者供职于经济类内刊。这些人都是王富桥任职某杂志社调研部负责人时认识的朋友。此后,媒体上不时会有袁宝璟、卓玛喊冤的信息。

  这样亲密无间的合作持续了近一年。到2005年1月13日,袁宝璟被宣判死刑,所有的运作都没有起到作用,袁宝璟又因拖欠朋友几百万债务被起诉。卓玛不再像从前那样相信王富桥,2005年6月上旬,卓玛找到王富桥,要求归还人民币800万元。

  究竟是委托还是诈骗?

  “王富桥确实不是国办、中办领导,但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国办、中办领导啊!”王富桥的辩护律师李广恩认为,公诉方现有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王富桥曾经虚构自己国办、中办领导人的身份。是罗某向卓玛介绍时候,给王富桥加上了国办、中办领导的身份,王富桥自己并没有认可,当然他也没有否认。而罗某介绍,也是因别的朋友这样向他介绍王富桥。

  一个常识是,如果王富桥真的是国办、中办领导,怎么可能天天陪着卓玛,为她出谋划策,甚至陪她数次去辽阳?在李广恩看来,这些都是常识,作为大学教师的卓玛应该很清楚,只是她当时救人心切,需要熟悉社会规则的人帮她。

  大量资金经由卓玛之手流到王富桥的账户。按照卓玛提供的证词,从2004年3月11日到2004年9月,在王富桥通州住所、长富宫、宝鼎中心、锦湖园、喜来登饭店、富华大厦、好世界饭店等地,卓玛先后20余次提供给王富桥人民币1190余万元、港币200万元,每次都有确切的时间和钱数。时任卓玛办公室主任的李鸣提供的证词则与此有所不同,在这份证词中,时间、每次的钱数都是模糊的,但总数基本相同。

  王富桥解释说,这些钱是当初他和卓玛签订委托书时约定的年薪。经济顾问、全权处理“搭救”袁宝璟事宜,总计年薪800万元,而且很多钱都是花在了运作中。比如租用场地召开记者招待会,打印各种材料;邀请记者前往辽阳听审,当时包了一辆豪华大巴,一路上有人打前站,中途的吃喝,到辽阳后记者以及亲戚朋友在三星级宾馆的住宿费。为了摆脱一些事情,王富桥给卓玛身边的人更换了手机,一共8部。这些都需要费用。

  从亲密合作到关系破裂追债。这中间的详细历程,局外人无从得知。接近卓玛的人士分析说,一开始卓玛确实对王富桥抱有希望,认为他能搞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所以才会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甚至资助王富桥的古玩生意。到后来,发现人财两空。

  王富桥也感觉到了卓玛态度的变化。2005年6月5日,卓玛找到王富桥,要求偿还800万元人民币。王富桥当时就请了律师在场,签下还款400万元的协议,随后归还了卓玛90万元人民币。王富桥后来在法庭上解释说,一开始确实只是单纯运作“搭救”袁宝璟的事情,但后来就产生了感情,他已经爱上卓玛了。袁宝璟被判死刑后,卓玛情绪相当糟糕,怕她出事情,寻短见,为了安慰她,才写下了还款协议。

  这其实是一起很特殊的案件。双方一开始各取所需,只因为后来委托方卓玛没达到目的,才诉诸法庭。李广恩坚持为王富桥做无罪辩护,在他看来,王富桥只是个中间人,卓玛确实投入了很多资金,但中间人与骗子完全是两个概念。王家耀据《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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