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万元“搭救费”起纷争

　　从偶然相识到密切合作王富桥的出场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回忆起当天的情景，接近卓玛的人士描述说，那是在卓玛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上，出席宴会的都是京城一些有身份的人士。当天卓玛带着两岁的儿子参加宴会，儿子一直哭个不停，怎么哄都不行。

“这是谁家的孩子？哭得这么凶，家里一定有灾事。”一个戴眼镜、50多岁的男子走到抱孩子的卓玛身边说，“我对《易经》有些研究，这孩子家里肯定有事。”

　　没等卓玛反应过来，宴会的主人罗某适时出现。“这是‘国办秘书局’、‘中办机要局’副局长王富桥先生。”罗某这样向卓玛介绍这名男子，“他对佛教、《易经》很有研究，经常给人看手相和风水，能预测一些事情。”这是2004年2月24日，北京。3年后，对这样的相识，接近卓玛的人士也无法判断到底是巧合还是王富桥精心的安排。

　　彼时的卓玛，丈夫亿万富豪袁宝璟因涉嫌雇凶杀害辽阳原刑警队长汪兴，于2003年11月被辽阳警方逮捕，卓玛正在外面寻找各种关系，想要“搭救”丈夫。作为卓玛的朋友，罗某一开始即帮助卓玛四处运作，但3个月过去了，并没有起作用。

　　接近卓玛的人士回忆说，那段日子，卓玛心急如焚，一面要想法“救”袁宝璟，另一方面还要打理袁宝璟离去后的建昊集团。而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是以舞蹈见长的卓玛的强项。拥有“国办秘书局”、“中办机要局”副局长双重身份的王富桥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那次宴会3天后，在罗某牵线下，卓玛和王富桥在北京一家茶楼再次见面。两人先是讨论风水，卓玛请王富桥给她的住宅看风水。“那是一个四合院，院子中间有棵树，王富桥当即就说，你看‘口字中间有棵树，不正是困吗’。”这些都迎合了卓玛的心境。随后，卓玛又请王富桥给袁宝璟的公司、辽阳老家住宅看风水，每次王富桥都说得头头是道。很快，王富桥就赢得了卓玛的信任。这时，卓玛全盘向王富桥说了袁宝璟的案件。“如果真是冤枉的，我可以帮你找找我的朋友。”王富桥后来在法庭上辩称，当时他主观上也认为袁宝璟是冤枉的。

　　取得卓玛的信任，罗某的牵线起了一定作用。接近卓玛的人士解释说，罗某在和卓玛谈起王富桥时，很是钦佩，能够进入罗某这个社交层面，本身就有一定的门槛。但实际上，按照王富桥的说法，那时，罗某和他也刚刚认识一个月。一个更重要原因是，55岁的王富桥思维清晰，语言流畅，看似随意展露的话语，让人感觉他和多名北京高层非常熟悉。曾数次会见王富桥的辩护律师刘微的感觉是，“王富桥看起来活动空间挺大”，他能言善辩，甚至在看守所还发挥自己的特长，给看守人员看手相。

　　刘微的解释是，这和王富桥曾从事的多个职业有关，老家是辽宁的王富桥，早年曾在海南经商，后来到北京，进入解放军某部，然后到了国务院某中心主办的一个经济类杂志担任调研部负责人。多年来的闯荡，王富桥也确实积累了一定的人际关系。但无论在解放军某部还是在杂志社，他都只是聘任制员工，从来都不是正式员工。刘微更愿意把他看做一个商人，在北京就有一个这样的群体，拥有一定资源，以为别人牵线搭桥、运作解决一些事情为职业。真实的王富桥其实只有高中学历，暂住在通州区永顺镇，经营一家古玩店。

　　王富桥就这样进入了卓玛的生活空间。按照王富桥在法庭上的说法，卓玛和他签订了委托书，聘任他为袁宝璟公司的经济顾问，同时全权负责“搭救”袁宝璟事务。对外，王富桥的身份是袁宝璟的表哥。

　　之后，王富桥开始帮助卓玛找各种关系。接近卓玛的人士回忆说，那段日子，卓玛几乎所有事情都要和王富桥商量，几个人每天都四处奔波，复印材料、联系记者。袁宝璟早年的一名高管给王富桥冠以“军师”的名号。2004年8月中旬，在王富桥运作下，卓玛计划在某大报社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为袁宝璟喊冤。但由于各种原因，记者招待会在开始前最后一刻取消，参加的记者人手一份材料离去。

　　在接近卓玛的人士看来，暂且不论王富桥的真实身份，在运作“搭救”袁宝璟过程中，王富桥确实做了很多工作。2004年8月18日，袁宝璟案件在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王富桥邀请了北京十几名记者前往辽阳听审。其中大多数记者供职于经济类内刊。这些人都是王富桥任职某杂志社调研部负责人时认识的朋友。此后，媒体上不时会有袁宝璟、卓玛喊冤的信息。

　　这样亲密无间的合作持续了近一年。到2005年1月13日，袁宝璟被宣判死刑，所有的运作都没有起到作用，袁宝璟又因拖欠朋友几百万债务被起诉。卓玛不再像从前那样相信王富桥，2005年6月上旬，卓玛找到王富桥，要求归还人民币800万元。

　　究竟是委托还是诈骗？

　　“王富桥确实不是国办、中办领导，但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国办、中办领导啊！”王富桥的辩护律师李广恩认为，公诉方现有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王富桥曾经虚构自己国办、中办领导人的身份。是罗某向卓玛介绍时候，给王富桥加上了国办、中办领导的身份，王富桥自己并没有认可，当然他也没有否认。而罗某介绍，也是因别的朋友这样向他介绍王富桥。

　　一个常识是，如果王富桥真的是国办、中办领导，怎么可能天天陪着卓玛，为她出谋划策，甚至陪她数次去辽阳？在李广恩看来，这些都是常识，作为大学教师的卓玛应该很清楚，只是她当时救人心切，需要熟悉社会规则的人帮她。

　　大量资金经由卓玛之手流到王富桥的账户。按照卓玛提供的证词，从2004年3月11日到2004年9月，在王富桥通州住所、长富宫、宝鼎中心、锦湖园、喜来登饭店、富华大厦、好世界饭店等地，卓玛先后20余次提供给王富桥人民币1190余万元、港币200万元，每次都有确切的时间和钱数。时任卓玛办公室主任的李鸣提供的证词则与此有所不同，在这份证词中，时间、每次的钱数都是模糊的，但总数基本相同。

　　王富桥解释说，这些钱是当初他和卓玛签订委托书时约定的年薪。经济顾问、全权处理“搭救”袁宝璟事宜，总计年薪800万元，而且很多钱都是花在了运作中。比如租用场地召开记者招待会，打印各种材料；邀请记者前往辽阳听审，当时包了一辆豪华大巴，一路上有人打前站，中途的吃喝，到辽阳后记者以及亲戚朋友在三星级宾馆的住宿费。为了摆脱一些事情，王富桥给卓玛身边的人更换了手机，一共8部。这些都需要费用。

　　从亲密合作到关系破裂追债。这中间的详细历程，局外人无从得知。接近卓玛的人士分析说，一开始卓玛确实对王富桥抱有希望，认为他能搞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所以才会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甚至资助王富桥的古玩生意。到后来，发现人财两空。

　　王富桥也感觉到了卓玛态度的变化。2005年6月5日，卓玛找到王富桥，要求偿还800万元人民币。王富桥当时就请了律师在场，签下还款400万元的协议，随后归还了卓玛90万元人民币。王富桥后来在法庭上解释说，一开始确实只是单纯运作“搭救”袁宝璟的事情，但后来就产生了感情，他已经爱上卓玛了。袁宝璟被判死刑后，卓玛情绪相当糟糕，怕她出事情，寻短见，为了安慰她，才写下了还款协议。

　　这其实是一起很特殊的案件。双方一开始各取所需，只因为后来委托方卓玛没达到目的，才诉诸法庭。李广恩坚持为王富桥做无罪辩护，在他看来，王富桥只是个中间人，卓玛确实投入了很多资金，但中间人与骗子完全是两个概念。王家耀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