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最有影响十大卖官书记 须重视对一把手监督

　　近些年来一些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疯狂卖官，“书记”成了卖官的多发地带。但是，卖官者无论多“聪明”，最终无一例外地被查办，被追究法律责任。笔者以最有“影响”的十大卖官书记为例，警示为官者：卖官者没有好下场，最终都把自己“卖”进了牢房。

　　第一大卖官书记：影响最大、最恶劣的卖官书记——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理由是：它牵涉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整个绥化市所辖的一区三市六县中，有50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共260多名干部牵涉其中；在马德那里，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一二把手，每个位置都有“价格”。马被判死缓。

　　第二大卖官书记：创记录最新、最多的卖官书记——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国家级贫困县——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理由是：陈兆丰因卖官获“陈千万”称号，他“创造”了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金额最大、卖出官帽最多的记录。陈先后卖出110顶官帽，官帽价值平均每顶一万多元，卖官收入超过150万元。陈被判无期。

　　第三，最“心虚”的卖官书记——原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女）。理由是：卖官受贿占受贿比最高，张受贿28宗，其中有27宗是卖官，占受贿比的96.43%；张卖官后非常心虚，终日求神拜佛，以求“宽恕”。张改萍到商州工作后不久，就开始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痴迷于烧香拜佛，花费达几十万元，但佛祖并不保佑她，最终获刑13年。

　　第四大卖官书记：最胆大的卖官书记——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理由是：杨因作奸犯科被“冷冻过”，后被重新启用，不料，杨不思悔改，刚上任就卖官，且卖官所得赃款被下属盗走后，竟责令公安破案，所追赃款送给公安部门；2001年卖出10个乡长、两个乡党委书记职务，此后，该县卖官成风，且明码标价；杨还多次欺骗总理。杨正在审判中。

　　第五大卖官书记：最“合法”卖官书记——行使“初始提名权”“合法”化卖官。理由是：抚顺市原委书记周银校在担任抚顺市委书记期间，运用在干部任免上的“初始提名权”，通过一系列包装以及所谓的组织程序，“合法”卖官5次，敛财26万元。周获刑14年。

　　第六大卖官书记：最无耻的卖官书记——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理由是：周号称“三光”书记，他声称：要将看中的女人搞光、财政的钱花光、官位卖光。1996年5月至2003年4月，林龙飞在担任周宁县委书记期间，先后251次收受68名干部、职工贿送的钱款。林一审被判死刑。

　　第七大卖官书记：最“霸气”的卖官书记——辽宁省原葫芦岛市连山区区委书记李玉麟。理由是：李玉麟利用“一票否决权”卖官，实行霸道式卖官！先后收受33名乡党委书记、镇长等人贿赂人民币106.8万元，美金3万元。李被判刑。

　　第八大卖官书记：最“抢时”的卖官书记——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响水县委书记李树春。理由是：李在担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对不符合条件的，只要你付了钱照提拔不误；1995年底，李得知自己将要调离响水，为了“抢时间”卖官，干脆来个“乌纱”“大批发”，一天上午用2个小时，突击研究变动了102个科级干部，无论提拔还是调动，多是李一人说了算。李被判12年。

　　第九大卖官书记：最荒唐的卖官书记——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理由是：王在离任前，批发官帽430顶。从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共调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县委机关只有6名干事，全县20个乡镇，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占到乡镇干部总数一半以上。会计跃为法院副院长，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当年，在长治县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王被判8年。

　　第十大卖官书记：最有“独裁”的卖官书记——四川南充市高坪区原区委书记杨毓培。理由是：奉行“三不”政策，即不经组织考察、不搞民主测评、不征求纪委意见，抛开常委会集体决定，专门成立“调动领导小组”，实行“一支笔”签字“批发”官帽。杨毓培在担任中共营山县委书记、中共南充市高坪区区委书记、中共南充市营山县委书记期间，先后收受26人贿金共计70.8万元。

　　这些卖官者虽被查办，但是，这些案例无不证明：一把手的好坏直接影响地方执政基础，影响到一个地方总体党风、政风、民风，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总结教训，必须重视并加强对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的监督。（雪峰五陵）

(责任编辑：王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