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农民工看病难致死 农民工看病难发人深省

　　17岁打工者之死与农民工看病难

　　作者：张明 洪涛

　　本案提要

　　一些农民工患病，在城市就医面临“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住不起院”的窘境，于是他们往往选择返乡治疗。但由于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缺失，返乡还是无法切实解决农民工看病难问题。

　　药费、检查费、住院费……对于有固定收入、医疗保险的城镇居民而言，这已是一笔不小负担，而对于农民工来说，昂贵的医药费使他们“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住不起院”，一些人只好“小病养，大病扛，重病回家烦爹娘。”

　　昔日，不少人认为得病似乎是自己的事情，有钱多看、钱少少看、没钱不看，但随着社会文明进步以及社会保障理念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如果国家保障体系不能对每一个人都面临的生老病死进行有效的保障救济，说明我们还须做出加倍的努力。———编辑手记

　　一些农民工患病，在城市就医面临“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住不起院”的窘境，于是他们往往选择返乡治疗。但由于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缺失，返乡还是无法切实解决农民工看病难问题。一个17岁农民工看病难导致死亡的故事向我们讲述了他们面对疾病所经历的一切。

　　2006年7月29日，安徽省界首市泉阳镇李小村一座低矮的坟前，一位名叫杨付魁的中年男子静静地蹲在旁边。墓地周围半人高的玉米把风挡得严严实实，天气闷热得令人发慌……自从儿子死后，他不知道来过这里多少次。

　　2006年6月29日，杨付魁年仅17岁的儿子杨杨在外打工，因患尿毒症与肾萎缩回到家乡，因缺钱看病在当地死亡。医生说，如果孩子不出去打工可能不会患病；如果有完善的医疗救治制度能够及时治疗，孩子可能会活下来……

　　两年前，杨付魁儿子杨杨，为了给患病的妹妹筹集更多的治疗费用，离开了眷恋的校园外出打工。一年间，月收入不到800元的他却给家里寄回了6000元的救命钱。正当妹妹的病情日趋稳定之时，灾难再一次降临：杨杨患上了尿毒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杨杨撒手去了。妹妹看不起病

　　杨杨和妹妹曼曼出生在安徽界首市泉阳镇李小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周围邻居都说，这是个幸福的家庭。夫妻俩勤劳善良，两个孩子聪明听话，学习成绩出色。

　　2003年春节过后，13岁的曼曼突然晕倒，不能说话、行走。杨付魁夫妇把昏迷的女儿送往临近镇上的一个医生家里。医生见到孩子后二话不说，让杨付魁立刻把她送往大医院就诊。

　　经医院诊断，曼曼患上了“Ⅰ型糖尿病”。医生告诉他们，这种病花再多的钱也不能根治。母亲王桂英再三请求医生想想办法，医生给曼曼进行了在他们看来毫无结果的治疗。

　　三天后，曼曼从昏迷中苏醒，之后住院两个多月，杨付魁一家两万多元的积蓄全部花光。

　　为了给女儿看病，杨付魁在界首城区拉起了人力三轮车，王桂英卖起了烧饼。

　　杨付魁夫妇先后到河南郑州、安徽合肥的一些大医院求医问药，但终因家庭经济困窘最终放弃住院治疗。

　　一个偶然机会，杨付魁听说河南一位老医生的祖传秘方对治疗糖尿病特别有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带女儿上门就诊。尽管当初医生说，他所开的药只能保住病情不再恶化，但躺在床上的孩子服药一个月后，居然能骑自行车了。

　　自那以后，杨家每个月都花800元为女儿买药，背上了四万多元的债务。哥哥外出打工

　　女儿病重，加上四万多元的债务，让杨付魁一家人经常坐在一起为以后的生计盘算。

　　这种情绪波及到杨付魁儿子杨杨，他的学习成绩不断下降。为此，杨付魁也教训过儿子，可他总是低着头什么都不说。

　　2004年暑假，刚读完初二的杨杨突然提出外出打工的想法,儿子的话让杨付魁一下子明白了个中原因。

　　经过一个月的简短培训，杨杨学会了缝纫技术到上海打工去了。

　　杨杨在一家服装厂一天十来个小时做工，月收入700多元，6个月后他给家里寄回了3000元钱。

　　据杨杨的工友介绍，为多赚钱杨杨经常夜里两三点钟才休息。工友们睡醒一觉后，经常发现杨杨站在宿舍外面对着家乡的方向流泪。他说：我想妹妹，想爸爸，想妈妈。

　　2005年春节过后，为了能挣更多的钱，杨杨和表哥又到广东省汕头市的一家电子厂打工，每月的工资800元。

　　杨杨在当年的6个月时间里，再次给家里寄回了3000多元钱。哥哥因病去世

　　2005年7月，由于过度劳累杨杨的身体变得非常衰弱，无奈之下他踏上回家的路程。与一年前离家时相比，此时的杨杨不再生龙活虎，而是疾病缠身。

　　杨付魁带着儿子去医院，诊断结果杨杨患上了尿毒症与肾萎缩。在随后近一年的救治中，因杨杨没有医疗保险，加之当地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缺失，无钱医治的杨杨始终没有好起来。住院期间，杨杨说得最多的话是：“我不想死，等我们好了，我和妹妹将来都要当医生，一个治糖尿病，一个治尿毒症。”

　　2006年6月29日，杨杨病逝。

　　在杨家三间破旧瓦房的走廊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杂物。其中，一个盛满“红三角”的篓子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杨付魁说，这是杨杨住院时妹妹为哥哥折的，她听别人说“红三角”能给一个人带去祝福，于是她就不停地折。但不幸的是，“红三角”并没有留住哥哥。农民工看病难

　　17岁的杨杨为了挣钱给妹妹治病，过度劳累患病而去。在人生刚刚起步的黄金年华，他却在无奈的挣扎中离开了人世。留给那个贫困家庭的不仅有无尽的悲伤，还有数万元的债务。此外，他曾经努力挽救的妹妹，健康状况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转。

　　杨付魁抱着头痛苦地说，“女儿、儿子的病，彻底将我们这个原本条件还不错的家庭压垮了。大病带来的巨大压力，没有哪个农民家庭能够真正承受得起。”

　　据介绍，在女儿生病之前，杨家每年的收入能够达到5000元左右，在当地可以称得上“小康之家”。女儿生病花光了家里两万多元的积蓄。“如果是寻常人家，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当地一位农民感慨地说。

　　曼曼后续的治疗费用已经大大超出了杨家的承受能力，杨杨提出外出打工，父母也只好同意。

　　杨杨患病彻底使这个原本不错的家庭面临困境。杨付魁说：“儿子外出打工累病了没有医疗保险，农村的医疗救助又指望不上，我们只能靠自己。”

　　杨付魁的话在他的乡邻口中得到了印证。现在外出打工的人在城市“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住不起院”，只能回到家乡养病，但目前由于新的医疗保障体系没有在农村完全建立起来，医疗费用飙升，农民工收入有限，导致“看病难”问题凸显。当地一位农民工表述医疗保障缺失给他们带来的问题时说：“小病养，大病扛，重病回家烦爹娘。”剖析症结所在

　　据笔者了解，在杨付魁所在的界首市，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仍没有建立。据安徽阜阳市卫生部门有关人士介绍，尽管安徽在2003年就开始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由于受地方财力限制，阜阳市仅有个别县参加了试点，而包括界首市在内的其他7个县、市、区都没有建立。据预计，阜阳地区全面推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时间将在2008年。

　　另据了解，阜阳市已开始着手构建农村医疗救助体系。2006年，上级拨付界首市30万元资金用于这方面的工作。按照规定，界首市本级财政必须配套30万元，但是由于资金短缺，地方配套的资金没有到位。本着对农民和农民工负责的态度，界首市依靠这30万元上级拨付资金，在县内选择10个乡镇调查摸底，实施救助。目前摸底工作仍在进行中，一旦有人被圈定为救助对象，将会得到最高不超过3000元的医疗救助。

　　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没有建立，农村医疗救助体系构建工作刚刚展开，对于杨付魁一家而言，他们暂时无法得到制度带来的“好处”。

　　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对于缓解农民、农民工看病难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此各地应该加快构建步伐，让农民、农民工早受益。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类似杨付魁这样家庭面临的难题，在目前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或是没能发挥最大效应的情势下，必须找到相应有效的化解之策。”

　　上述所有这些探讨对于当下的杨付魁来说其实并不重要。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人帮他为女儿购买一个胰岛素棒，让女儿不再使用不安全的塑料注射器给自己打针。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