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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少女欲同50岁男子同居 与父母闹翻出走

  海口晚报网1月22日讯

  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龚清民瘦了20斤,只有不到90斤重了。他脸上的皱纹怎么也不像一个44岁男人应有的痕迹。这些变化发生在去年12月1日他16岁的女儿小丽(化名)失踪后。

  当天,小丽出门后再也没有出现。此前,在歌厅工作的小丽曾为要和一50多岁的男人同居与父母闹翻。

  她出走时没有征兆,之后又更换了手机号码,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为了寻找女儿,龚清民想尽了办法,但没有结果。近日,他写信向本报求助,希望找回迷途中的女儿。

  新年伊始的求助信

  元月3日,一封寻人的求助信寄到本报编辑部。

  写信的人叫龚清民。他在信中说,女儿小丽因为工作问题和父母闹翻,不想和他们一起住了,于去年12月1日离家出走。

  信中说,小丽出走时没有带任何衣物,只有一个小书包。出走后,她更换了手机号码,没有给父母留口信,家里人谁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龚清民夫妇为了找女儿,都暂时放弃了工作。他们翻出小丽的通讯录,一个一个电话号码打过去,希望能够找到女儿的下落。有人说小丽正在歌厅工作,不想再回家,和歌厅的“姐妹们”住在一起。

  无奈之下,龚清民到海淀东升派出所报警,但他也不知道小丽到哪家歌厅去工作了,也没有迹象证明小丽遭遇暴力事件。警方只能通过网络进行寻人,并没有什么进展。

  在信的结尾,龚清民写道:“万家新年欢乐,独有我家父母悲伤流泪。”地下室内的一家人

  龚清民是安徽亳州人,来北京近10年了,一直在小饭馆里做厨师。他在北京的家,是位于海淀区二里庄小区的一间地下室。

  1月10日,记者找到龚家。这间8平方米的地下室内,家具只有两张床、一个柜子。一台14寸电视和一个电饭煲是他们全部的电器。

  龚清民的妻子坐在床上,拿出女儿小丽的书包,一边给记者看小丽的照片,一边哭泣。她指着墙上挂着的衣服说,小丽走时,大部分衣服都落在家了,也不知现在穿得暖不暖。

  龚清民说,去年春节过后,他和妻子回老家探亲。他的女儿小丽已经16岁了,上过初中二年级后就辍学在家。他们夫妇就把女儿带到了北京。

  当时,他在一家“成都小吃”当厨师,女儿小丽就在小吃店里做服务员。他说自己老早就出来打工,和女儿长年不在一起生活,现在女儿大了,可以到北京来打工了,“一家人也算团圆,条件艰苦一点但他也知足了”。

  歌厅陪唱的打工妹

  可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龚清民所愿。

  16岁的小丽并不喜欢小吃店内枯燥的服务员工作,常向父母抱怨。她在小吃店内工作了近半年,去年7月,在朋友的介绍下,她转到一家名为“福满天”的休闲广场工作,给人做足疗保健。

  “我心里是不想让孩子做这工作的。”龚清民说,他觉得在餐厅里面打工还算份正式工作,跑到休闲中心去给人家做足疗,他担心女儿太小,很容易被别人带坏了。

  他的担心很快成了现实,小丽在“福满天”工作了两个多月后离开。

  她去海淀双泉堡一带的歌厅工作了。时值秋收,龚清民回了老家。当他听到女儿去歌厅工作后,立刻赶回了北京。

  “我当时态度很强硬,跟她说绝对不许去歌厅工作。”龚清民说到这里很激动,“谁知她竟然和我对着骂,还说要和我断绝父女关系。”

  此后,龚清民一度试图把女儿锁在家里,不让她出门。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也降到冰点。

  “现在要是她肯回来,就是断绝了父女关系我也认了,好歹能让她妈高兴点啊!”龚清民说,女儿去歌厅工作,每天白天在家睡觉,晚上去上班。双泉堡一带的歌厅服务员基本都是男的,女孩子进去工作就是陪人家喝酒唱歌。他说自己怎么也想不通,小丽当服务员一个月赚700元,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这点钱足够了,“一个小姑娘为什么想要到那种场所去工作?”

  去年11月底,小丽提出要从家里搬出去住,准备和一个北京的50多岁的男人一起住。“她说那个男的还有俩孩子,这种事我们两口子坚决不同意。”令他意外的是,这次女儿并没有和他起争执。

  12月1日上午10点,龚清民在小吃店内上班,他的妻子在家。女儿小丽和妈妈说了声“我出去一趟”,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就离开了家门。自此之后,龚清民夫妇再也没有女儿的消息了。

  寻找失踪女儿的父母

  小丽出走后,龚清民夫妇停下了工作,一门心思找女儿。小丽没有说过她在哪家歌厅工作,龚清民就翻出女儿的通讯录,逐个地拨上面的号码,反馈回来的信息和他知道的一样,小丽在双泉堡一带的歌厅里上班,但不知道是哪家歌厅。

  记者找到小丽工作过的“福满天”休闲中心。这里主要提供保健按摩服务。“福满天”的工作人员说,小丽在去年7月的时候在店里工作了。做了两个多月后,和店里一个叫小月(化名)的女孩一起离开了。

  龚清民说,小丽是经过小月介绍才到“福满天”去工作的。小丽出走后,他多次给打电话给小月,但小月也不知道小丽去哪里了。

  记者和小月通过一次电话。她说,她和小丽关系不错,曾在“福满天”一起工作,之后一起辞职,但小丽去歌厅工作后,她们就失去了联系。

  “听说去歌厅也是你介绍她去的,她在哪个歌厅?”记者问小月。

  “你有病啊!去歌厅还用人介绍吗?自己过去就干呗。我不是跟她爸说过么,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小月生气地挂断了电话。出台走穴的陪唱女

  龚清民所说的歌厅集中在八达岭高速上清桥到北沙滩桥辅路的西侧。记者带着小丽的照片,到歌厅里寻找小丽。

  两天的时间里,记者找了10多家歌厅。有3家歌厅的服务生说见过照片中小丽。一名服务生说,小丽看着眼熟,应该来他们店做过陪唱,但最近没有来过了。

  另一名叫“宾子”的黑车司机说,小丽肯定坐过他的车,他就在这边的歌厅门口趴活儿,每天晚上都要拉散场的陪唱小姐们回家。他说小丽好像没有固定的场子,附近的歌厅多,有些小姐就是走穴,没有固定的地方。

  龚清民也到这些歌厅来找过女儿,同样没有任何结果。为了找这个16岁的女儿,他已经花了2000多块钱,手机也卖掉了。他还有一个儿子在老家读6年级,家中父母也需要人来养活。

  给本报寄来求助信后,龚清民在一家小饭馆找到了厨师的工作,“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一直找下去,希望女儿能早点回家”。

  专家说法

  “她可能认为这是一条实现独立的路”

  16岁的小丽还未成年,是什么心理导致她宁做歌女也不愿在餐馆打工呢?

  北京博爱心理咨询中心的专家孙欲晓博士说,小丽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后,必然在物质上接触到太多的诱惑,而现实生活的艰苦条件又会使她心理出现巨大的反差。她在从餐厅到休闲中心再到歌厅工作的择业轨迹,正说明她一直在寻找释放压力的环境,“她可能认为这是一条可以通过她自我努力实现独立的路”。

  在孙欲晓看来,小丽出现的这种心理问题不是个例。城市内的外来打工者常年在外,没有时间和在老家的子女交流。这些“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家庭的温暖,进城后出现的心理问题又得不到家长的指导,就有可能在人生选择上走上极端。(王嵬)(来源: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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