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到了呼救的时候？

　　以《实话实说》为大旗的谈话类节目日渐式微，而真人秀娱乐节目异军突起，带动了荧屏一片热火朝天，但是，专家学者们对此却并不盲目乐观。日前，沪上品牌节目《头脑风暴》在获得亚洲电视奖之后，邀请了不少业内知名人士举行研讨，就谈话类节目压力之下的出路问题各抒己见。

　　曾经担任央视《对话》栏目制片人的罗振宇直言不讳地发出“呼救”，中国人均电视台占有量是全球第一位，但在貌似繁荣背后，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混乱状态。

　　集数“竞争”成本翻番

　　相比中国的电视节目一般3、5年的“短寿”，美国大量的节目显得非常稳定。在正常情况下，一个节目可以做20年。罗振宇认为：“中国电视这么折腾，而美国电视那么稳定，最核心的是，我们处于低水平高度竞争的状态，而美国电视界处于高水平低度竞争。”

　　低水平高度竞争造成的危害，也把一贯是收视和创收热点的电视剧推向了悬崖边。比如，美国电视剧是一周播出一集，中央电视台以前每天晚上播一集，地方台两、三集连播；后来中央台被逼急了，开始加大播出量；地方台又层层加码，最多的一天播出八集。其最直接的恶果是，每天电视剧的播出成本翻番了，却没有这么多的广告量来“养活”。而收购成本的封顶，回过头来，又抑制了电视剧的制作质量。

　　在娱乐和真人秀节目中，这无疑也是一大致命硬伤。原因很明显，低水平的高度竞争容易造成一窝蜂，而嘉宾资源、明星资源是有限的，只好“排排坐吃果果”来平摊。为了最简单最省钱，电视节目另一条出路就是，依赖形态上翻花样，获得微弱的短暂优势。一次次的恶性循环，电视环境在破坏中越发脆弱。

　　急功近利热衷“变脸”

　　在低端的竞争中，电视节目无奈要“涂脂抹粉”更换造型，以期令人耳目一新。面对一些新闻类节目也搞娱乐化，在形式上大做文章，作为知名电视人的罗振宇持保留态度：“美国三大广播网有竞争，但是没有人会想是不是把新闻做成读报，还是做成排行榜。他们所有的节目形态完全一样，20分钟和60分钟的深度报道是一样的，《自然地理》和《发现》这些节目频道也一样。”

　　的确，低水平的竞争往往更加看重简单化的“改头换面”，当美国的节目从低水平高度竞争向高水平低度竞争以后，出现了一个重要转化，竞争从形态变成资源。“看谁的主持人好、编导能力强，谁能在新闻发生第一时间到达前线。这样的一种资源竞争就是相对有序了。”现实颇为遗憾的是，当国内节目难以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不得不以“换行头”来获得眼前的效应。

　　此外，凭借电视台的财大气粗，很多栏目不再有平常心，在急功近利中迷失了自我，甚至不知道观众究竟需要什么。罗振宇以《对话》为例，其选题就是要抓“三大”，即大官、大款、大腕，或者就是著名学者，在形态上则无所不用其极。“不少节目用华丽的东西，进行无节制的投放，只看眼前的收益就行，这是制片人的普遍心态。长此以往，又从战略上卷入了低水平高度竞争。”

　　压力沉重“路”在何方

　　围绕研讨的主题，那么诸如谈话类节目等出路在哪里呢？无论是阿忆在发言中提到的辩论秀，还是戏剧化设计以及《央视论坛》等节目形态，都是回归到了一条最本源的角度，即尊重观众的审美和普遍需求，又要担负起媒体的引导作用。而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

　　目前还有一种节目流行趋势，就是公众对戏剧的需求度很高。“《西游记》80年代这么陈旧的片子，每次播出收视率依然高。现在中央电视台每天选播的精彩小品都是5年前10年前的，我父亲看到赵本山出来还在笑。”由此，专家们提出，在谈话节目陷入低谷的时候，戏剧的模式或许就是一剂救心丸。

　　就在荧屏热衷于花团锦簇的时候，罗振宇等内心却经历了一次地震，带来强烈敲击的不是大腕明星们的噱头，而是貌不出众的两个人：易中天和于丹。很多电视节目纷纷把目光聚焦了“新知秀”，荧屏在多年娱乐化的狂潮之后，总算有了一抹别样的色彩。“我们都快忘却了需求的原动力，求知这是人的本能，怎么能丧失了？”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年老的时候，早就功成名就的他还是天天在电视上泡，当主持当嘉宾乐此不疲。当人们询问他，为什么还对电视文化如此感兴趣，他的回答是：“我去上电视，总比那些摇滚明星天天上电视对这个民族会有点好处吧。”罗振宇讲述的这个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