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强调“文化特殊性” 称拒不认罪源于耻文化

　　日本不认罪的逻辑错乱

　　关于“日本为何不认罪”的讨论，往往一开始就陷入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设下的套路。甚至，任何相关讨论，若不援引《菊与刀》的观点，就被认为缺乏深度。

　　尽管这些讨论都承认一个事实，即日本有罪，但出乎国际社会意料，日本不认罪。

　　要避开这个套路，必须从特殊性退回来。如某人犯了罪，在法庭上，如果他的律师能言善辩，且善于操控辩论的方向，如强调他从小缺乏母爱或有一个粗暴的父亲，引导法官从其犯罪的文化或社会原因而不是犯罪的事实来看待被告，那十有八九，被告会获得某种理解和同情。

　　但法官最终依旧会根据犯罪事实来决定惩罚——除非律师能证明被告精神失常。法官为何不考虑被告的特殊性？因为法律是一种不考虑个人特殊性的公共规则。人人都有特殊性，若特殊性成为宽恕的理由，那公共秩序就完蛋了。

　　个人精神失常屡见不鲜，但一个民族精神失常却不大可能，骄傲的日本人也不会承认这一点。这就是说，日本民族是在意识清醒中犯的罪，因此必须服从国际共同规则对罪与罚的规定。假若说对德国的惩罚是公正的，那对犯罪行为更甚的日本的惩罚，至少应比照德国，因为这是同一个法庭。但结果日本所受惩罚却远轻于德国，不仅保留了帝国时期的天皇制度、大部分行政机构和象征物，且赦免了大多数战犯，即在民主制度之外还保留了一个旧日本。

　　日本获得如此优待，原因之一是《菊与刀》所描述的日本文化特殊性。可难道德国没有其文化特殊性？但盟军不会请人写一部有关“德国在巴黎和会中遭受的心理创伤”的著作。

　　但日本的文化特殊性却成了一个盾牌。既然免受了落在德国身上的那种严厉惩罚，那日本就不会像德国那样认罪。就同一种犯罪来说，认罪深度与惩罚力度成正比。

　　另外，日本还可以利用别人提供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来为自己辩护。日本就这样自闭于国际社会共同准则之外，久之，就不会认为自己有罪，也就感到东亚社会要求它认罪完全像强迫无罪的人认罪，反倒是别人无理。(中国社科院学者 程巍)

(责任编辑：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