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药品降价问责制的错位与孤立（时风）

　　日前，国家发改委宣布，调整心脑血管等10类354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其中7成品种下调，平均降幅20％，最大降幅85％，降价金额约70亿元。这次价格调整将从1月26日起执行。对造成降价药品从处方和药房中“消失”的违规行为，发改委规定要及时纠正，情节严重的要追究责任（见1月24日《中华工商时报》）。

　　药品降价已经是一个让人感觉麻木的话题，此前有关部门已经19次（也有报道称20次）降低药品价格，每一次的结果都可用“空降”一词概括。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药品降价引入了问责制。那么，这个问责制能助推药品降价政策“落地”吗？

　　对此，笔者并不乐观。不可否认，此前一次次药品降价之所以成了“空降”，伴随着一种现象，就是哪种药品一降价，随即不见踪影。毕竟，现在的药品都有很多同类药物可以替代，医生不开降价药，药店不卖降价药，患者也就只能望药兴叹。遏制这样的现象，自然有着特定的意义。但是，现在这个问责制，似乎又很难承担起相应功能。

　　根据这个问责制的责任界定，如果医疗机构销售降价药品的数量与上年同期相比明显下降，就可能被纳入责任追究的目标。问题是，以这些降价药品上一年销售数作参考，这样的标准合理吗？从本质上讲，销售药品的数量，应该由市场调节，而这个市场，必须取决于病人的合理用药，而不是来自于行政部门的计划性。由此可见，这个责任界定标准，本身就存在着某种悖谬。

　　而且，简单把降价药纳入到特定的用药指标中，容易引发滥用药物现象。可以想象，为了完成这样的用药指标，难免会有一些医生将这些降价药作为“辅助用药”纳入大处方之中，同时，还会把因为必须销售这种降价药带来的利润损失，缀加到其他利润率高的药品销售中。这样一来，非但不能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反而令患者付出更大的不必要的代价。

　　由此不难理解，简单地在局部引入问责制来强推降价药，必然造成整个药品市场的失衡。无需争议，这里的责任主体，应该从医疗体制与药品的政府定价体制上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