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兰成长之死应成报业改革的契机

�� [提要] 1月9日，中国贸易报山西站聘用人员兰成长在大同市浑源县一煤矿被不明身份暴徒打成重伤，第二天不治身亡。后事件陷入兰是否是记者的各方争论中，随着中央领导对事件关注，争论才渐渐平息……[点击进入专题：记者在大同被打致死][纪念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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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成长之死应成为报业改革之契机

　　余欣耕

　　兰成长死了。他的供职单位一推了之，称其既无采访资格，采访前又未报告。事实果然如此吗？

　　其实，熟悉中国行业报和一些地方机关报运作的人都会知道，兰成长的行为完全可能是其所供职单位默许的。说明白了，兰成长是一社两制下一名受聘于地方记者站的广告经营人员，其主要工作就是创收——这些被外界视为记者，报社内部视为广告员的人，他们拉到广告时，往往可以堂而皇之地署名“本报记者”。

而一旦出了问题，又由于他们事实上与报社没有真正的人事合同关系，报社完全可以认为他们的行为与报社无关。媒体所说的兰成长一年的“创收任务”是18万元，以及已经办理了由报社制作的《新闻工作证》的事实，都道出了某些“潜规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还有很多“兰成长”们正在以记者的名义活动。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兰成长”？答案是——生存悖论。现有不少媒体，尤其是中国行业报，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部委机关报。在实行管办分离改革后，多数实行的是自负盈亏的体制，报社为了生存需要，不得不聘请大量的“兰成长”进行创收。在这种体制下，其所刊登的广告主要以形象广告或所谓的“软文”为主。

　　从去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几起地方记者站以新闻报道为名，向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或诈骗财物的违法违规活动看，无论是《中国食品质量报》原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还是《中华工商时报》社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无论其是否持有新版的记者证，本质都是同“兰成长”一样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现实的环境，造就了大量的假记者投身于“新闻事业”。

　　正如前几天《新京报》一篇评论所指出的，假记者反映的是真问题。那么真记者又哪去了呢？毕竟我们还有几十万持有新版记者证的真记者啊！答案是，真记者反映真问题成本太高收益太低。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说法玷污了高尚的新闻职业道德。但事实如此，多数的报刊还远远没有形成真正对好新闻的激励机制。一篇反映“真问题”的报道，即使能化解外部的干扰，得到报社领导的认可（而这两点通常是很难兼得的），通常的稿费收入也不过数百元，不抵记者的差旅费用。报道真问题，一篇报道有时会历时数月，甚至跟踪数年，其难度绝非报道一般事件可以相比。以打黑闻名的“中国第一名记”王克勤，就曾身陷双重危机：多次受到被报道对象报复的威胁，甚至当年有黑社会组织曾扬言要出价500万元买他的人头；因调查出租车行业垄断问题，半年的时间没有发表其他稿件，每月只拿1200元的基本工资……

　　所以，我们的报业体制必须改革，必须让真记者有责任、有勇气、有能力去报道真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铲除“假记者”的生存土壤。兰成长的死，如果不能换来我们对新闻体制的深刻反思，而仅仅争鸣于所谓的真假记者身份之争上，他的死就太不值得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兰成长案应该成为新闻体制改革的“孙志刚案”。

■ 山西临时记者采访被打死 抓捕情况(截至1月23日)   姓名 简介 状况 主要嫌疑人 侯振润 矿主 归案 康全明 侯振润司机 在逃 其他嫌疑人 郑文平 武强 马利 李燕兵 盛飞 郑贵 归案 郑宏瑞和另一人 归案 专题：临时记者被打死 兰成长所持的工作证 南方日报记者家门口遭打 记者在大同煤矿被打死案 　大同市公安局靳副局长称，《中国贸易报》聘用人员兰成长被伤害致死案，随着主要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案情已经浮出水面。[详细] ⊕ 事件焦点 焦点一：被害人无记者证 是否是职务行为？ 焦点二：被害人是否预谋勒索？ 记者站规定创收任务 焦点三：矿主凭什么如此猖獗？ ⊕ 事件进程 1月10日 中国贸易报记者在大同被打 　　　　大同发布打击假记者行动通告 1月11日 兰成长被宣布死亡 警方成立侦破组 1月16日 官方回应：受害人无记者证是假记者 1月18日 警方透露3名嫌疑人落网 主凶仍在逃 1月21日 主要嫌疑人被抓捕归案(9名嫌疑人名单) 　 　　 已有7名嫌犯被拘 1月23日 警方称受害人预谋勒索 中央批示破案 ⊕ 各方说法 中央领导：胡锦涛等要求迅速查明情况 死者家属：死者生前持有单位介绍信 采访是职务行为 记者站长：受害人没有采访资格 纯属个人行为 山西省委宣传部：本案是一般刑事案件 ⊕ 相关评论 陈杰人 采访报道是衡量真假记者的唯一标准 沉醉 山西宣传部门在兰成长案中扮演的角色 长平 大同不能以打击假记者为真凶开脱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