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外交与国民心态 中国人要克服弱国心态

　　在外交舞台上雄词善辩的吴建民，平常交往中却是一派谦谦君子的风度。记得去年10月在北京，仅与他见了没几次面的我向他索书，心中不免有些忐忑。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了一个包扎得整整齐齐的信封，装着吴先生和夫人施燕华合著的《在法国的外交生涯》一书，还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今后的联系办法。

　　共和国外交家的风度，不但体现在待物接人的细节上，更体现在他的眼量与情怀上。2003年，吴先生卸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一职后，更愿意去外交学会，想在民间外交的舞台上继续发挥他纵横捭阖的专长。然而，国家更需要他去“外交官摇篮”的外交学院，着力培养新一代外交家。吴先生欣然赴任，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不但在学院中亲授《交流学》，还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大舞台，向百姓普及外交知识，共享外交资源，让公众以更博大的眼光看世界。

　　数年的行走游说，吴先生谈吐如珠，累积起28万字之多的文稿，形成《外交与国际关系——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一书。记者权当次“文抄公”，将他的真知灼见，摘出来与读者共享。

　　1　中国人要克服弱国心态

　　中国是由一个弱国逐渐发展起来的，我们正在强盛起来，但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长期是一个弱国，存在决定意识，必定使我们在观察问题上，多多少少就有一种弱国心态起作用，有什么表现呢？

　　(一)对人家的评论非常介意。人家讲好，高兴得不得了，到处炫耀。过去法共的总书记到西藏访问，看了以后讲了几句好话，我们马上就登在报纸上。后来，法国报纸对他的言行提出批评，他马上说“我没讲过这话”。内部讲一讲的东西，讲两句马上登出来，也不征得别人的同意，这不好！另外对人家的批评，或讲得不太好的话就反感，马上要解释，说这家伙反华。其实反华的人是有，我在全世界跑了那么多地方，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反华的人毕竟是少数。有些人批评你几句，可能是好心，可能用语比较尖刻一点，但里面可能有合理的成分。

　　我们曾经搞过“大批判”，现在回过头来看，“大批判”不是好事。中国人批判最厉害的时候是“九评”。年纪大些的同志应该还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与前苏联赫鲁晓夫论战。我当时在布达佩斯工作，通过广播听“九评”，热血沸腾。但是赫鲁晓夫是中国批倒的吗？不是。这个“大批判”的结果如何，回过头来看，“九评”是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把中国人的思想禁锢了。

　　对外国人的批评，我们应该采取一个分析的态度，不是写两篇文章就能批倒什么的。譬如“中国威胁论”，写几篇文章就批倒了？我看不一定，“中国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举个例子：一个村子里有十户人家，你原来排在老九，现在排在老五、老四了，大家说你是怎么富起来的，就那么心悦诚服，山呼万岁？不一定。人是如此，国家何尝不是如此。那么，到底要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真正建立起利益共同体，让人家看到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是一个机遇，对他们有好处。我想共同利益建立起来了，“中国威胁论”也就没有市场了。

　　(二)喜欢讲成绩，喜欢让人家看好的，不喜欢让人家看缺点。这个问题要想透。中国发展到今天，你说人家把我们估计高了好，还是估计低了好？都不好。但是哪一种估计对中国损害最大，我想是把你估计高了损害大。高了以后，他会防着你；估计低一点可能有一点损害，但不会特别大。有些时候，你讲一讲存在的问题，不丢人，反而有好处。原驻德国大使卢秋田同志对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99年，他陪同施罗德访华，施第一次来中国，晚上在浦东机场降落，因为天黑什么都看不见。第二天早上窗子打开一看，“不得了，这么发达呀！你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有些发达国家也赶不上你们”。当他这样告诉当时上海市市长徐匡迪时，徐说：“你只看到我们的好的，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我有几大难题，每天头疼，睡不着觉。1、国有企业改革，几十万的下岗职工怎么解决。2、城市交通拥挤，我们公共汽车上下班高峰时拥堵状况非常严重。3、城市污染，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了。施罗德听了说：“你们的市长了不起，头脑很清醒。我要用人就要用这样的人。”

　　(三)喜欢拔高。拔高与唱响主旋律毫无关系。中国人总喜欢把话夸大一点，列宁讲过，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误。“神五”上天，中国人很自豪，说中国一步跨过40年。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就上天了。现在我们的水平可能比那时水平要高一些，但仍有很大的差距需要赶超。

　　弱国心态会对我们的对外交往造成损害，会影响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会对我们的后代造成不好的影响。弱国心态是一种历史现象，就和一个小孩长大一样，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必定有一些毛病，重要的是各级领导人要有清醒的头脑，少一点这样的东西。

　　2　抓住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机遇

　　奥运会1896年第一次举办，中国人100多年第一次才有了这个机会。世博会比奥运会更早，1851年伦敦举办了第一次世博会，当时修葺了一座钢-玻璃结构建筑，被称为水晶宫。后来在1936年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了。时至今日，150多年的世博会发展长河中，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举办权。中国人对这个机遇是否有了足够的认识。我觉得，有些人在看待奥运会和世博会时存在一定的误区，认为奥运会是北京的，世博会是上海的。其实，奥运会、世博会都是中国的，是我们百年一遇的机会。

　　我讲这些话的根据是以史为证：1964年，日本东京举办奥运会，1970年在大阪举办了世博会。大阪世博会参加人数破记录达到6400万人。当时，日本全国动员，不论东京还是大阪，全国上下都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巨大改善。闻名世界的新干线就是这个时期修建的。数据显示，1961年到1970年，10年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1.4%。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惊人的发展速度，对日本经济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拉动作用。

　　关于世博会的作用还有另一个误区，认为世博会不过就是放大的广交会。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世博会至今150多年的历史，经久不衰，足以证明了它存在的意义。上海要办世博，是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提出来的。他说：“广交会是战术性的会议，关系到一整年的发展；而世博会是战略性的会议，关系到今后50年的发展。”因此，世博会的含金量更大。此外，奥运会中国只有一个代表队参加，而世博会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自己的场馆；奥运会一般为期两周左右，而上海世博会将持续整整184天。

　　在我看来，世博会的作用大致有四方面：大展示、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两大活动势必也将给中国提供更多的机遇：对外开放的机遇，交流的机遇，合作的机遇，改善形象的机遇，提高国民素质的机遇。两大活动还可以把全民族凝聚起来。中国处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过渡阶段，任何国家在这个时候都容易出现一些社会的动荡。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几件大事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去，这两大活动的举办正好可以发挥这个作用，从而对全社会的稳定起到一些帮助作用。

　　3　改善对外交流的本领

　　我在外交学院开了一门课，叫交流学。搞了几十年外交，观察外国人，也观察中国人，虽然说中国人很热情，也很好客，但是由于我们长期在这方面没有很多研究，所以交流上面存在很多障碍。

　　我举个例子，我们国内一家大公司的领导，到欧洲与一家公司谈生意。谈完之后，这家欧洲公司的负责人却说，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这家中国企业的领导。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中国企业的领导人不懂得如何同别人握手。在国外，人与人握手，眼睛应注视对方，握手的瞬间是两人直接交流的最佳时机。然而，中国人似乎并不太在意。

　　有一段时间，我在法国接待了很多国内代表团，有一些是去法国招商的，他们对法国寄予很大的热情。但是我却发现，一些省市领导同志的演讲很难打动听众，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摘抄我国中央领导同志访问法国时的讲话稿，讲一大通友好：“在春光明媚的时候，我来到美丽的巴黎，法国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问题是，这样的开场是否有必要，毕竟这些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招商。

　　另外，有些代表团的领导喜欢把中国国内的发言稿照搬，直接翻译成外文就了事，但是仔细想想，我们的很多表达方式实在极富中国特色的，外国人一般很难理解。比如，我们总是说“某个地方是一块投资的热土”，但是“热土”一次在翻译时很难找到适合的词语代替，外国人也不习惯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

　　现在，我在外交学院开了一门交流课。我感觉中国人太缺少与人交流这方面的学问，很多东西不会讲，不会沟通……我在法国与法国最有名的政治学院院长作过交流，他说他们1970年就已经开设了交流学，到1990年增开了危机时期交流学。外国人喜欢用危机，实际上是紧急情况如何处理，因为这对和外界交流太重要了。我们从“非典”吸取了教训，现在开始注意也为时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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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及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的吴建民先生，是中国资深的外交家。42年的外交生涯、25年的驻外经历形成了他思维敏捷、视野开阔、语言生动、富有创见的独特风格。

　　2003年，吴建民卸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一职，到外交学院任院长。三年来，吴建民以讲课、讲演、撰文的方式，总结外交经验，研究对外政策，追踪国际风云，纵论天下大事。

　　这本书收集了吴建民先生三年来重要的文章、讲话，不仅有他长期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把握时代特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论述；也有关于“外交资源的价值与利用”、“交流是一门学问，交流也是生产力”、“中国人需要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中国正在和全世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世博会与中国形象的塑造”以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等创新观点的论述。

　　本书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实例生动，思想深刻，充满智慧，是一部学习了解国际政治与形势、外交政策与实践、国情与世界的好读本。

　　(来源：《国际金融报》；范伟国）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