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捷：因为新闻而时刻感受巨大幸福

　　关捷，1960年生于沈阳，满族。1979年入伍。1982年复员到工厂，1986年读完辽宁大学自学考试中文专业，进入沈阳造纸技校当教师。1992年调入《节能报》做记者，1993年调入《青年时报》做记者，1995年调入《沈阳日报》做记者。

　　主要著作《寻找英雄》、《幕后新闻》、《剑胆琴心》、《神警传奇》。

　　在沈阳，关捷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去年秋天，张玉周教授为《沈阳日报》编采人员职称晋级考试辅导英语，在讲完课后，他找到关捷的同事张颖，问道：“关捷写了那么多的好文章出书了吗？如果出了，请你跟他说一下，我想要一本。”沈阳市政府某局朱若蘅局长多次打电话给关捷，请他吃饭。原因听来很怪——“文章写的那么好，想看看他到底是个啥样人？”一个叫刘长权的老警察，从沈阳郊区风尘仆仆跑到报社，见了关捷，愣了半天，说：“我没有事，就是想见见你，你要多保重，给咱们多写好文章。”《沈阳晚报》校对科的梁大群，近日找到关捷，对他说：“我常看你的文章，我都剪了下来，前一段搬家，我爱人把我的剪报弄丢了，你出书了吗，我想要一本。”

　　“一个优秀的记者，必须是思想成熟的人”

　　46岁的关捷，现在依然是《沈阳日报》特稿部的普通记者，每日风风火火地跑新闻。他有选不完的题材，有写不完的稿子。采访关捷是在他忙里偷闲的时候，一个照面下来，我便感觉了他的成熟，这是个理智而富于激情的成熟男性。

　　保冬妮：一般说来，在您这个年纪，很少有人在采访一线了，大家不是做编辑，就是做管理。而你仍然活跃在一线，并且还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样的卓有成效，名声与业绩丝毫不减当年。在采访您之前，我看了《沈阳日报》，还有国内其它一些知名报刊，我注意到您居然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样的生龙活虎，这仅仅是因为您的身体强壮吗？

　　关捷：你说的不错，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感叹跑不动了，纷纷改了行。说句实话，我认为他们是思想跑不动了。跑新闻最重要的是要用思想去奔跑。一个记者的思想提前退休了，无论多么好的新闻素材也激发不起他的写作欲望，从新闻现象中也看不到本质性的东西，那他是应该“退役”了。但这样的记者也不应该去做编辑，一个思想老化的人能编出有新意的好稿子吗？在国外记者年纪越大越厉害，在我们这里，由于一些记者不注意学习，本来在成熟的年龄，反而变老了。我所知道的外国的著名记者，很多人都是老死在他的采访岗位上，他们手中的笔因为心脏停止跳动才停了下来。在国内，我好多朋友是名记者，他们的年纪一般在三四十岁，甚至是五六十岁。一个优秀的记者，必须是思想成熟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洞察到事物的本质。然而思想成熟绝对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假如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人对你说，他是个思想成熟的人，或者他们是一个思想家了，那你基本上可以把他划进骗子的队列里。当然，天才除外。

　　关捷32岁走进新闻界，两年以后，因为主持“寻找英雄万里行”活动而名扬天下。社会反响非常强烈，广大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话，对他的新闻作品表示赞赏。老将军杨成武、吕正操、刘志坚、杜平、孙毅等都为他题词，鼓励他继续往下写，把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传播出去。1994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在二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他寻访英雄的事迹（见苗家生的长篇通讯《寻找英雄万里行》）。1995年2月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迟洪江以《情系英雄》为题写成长篇通讯，发表在该报一版头题栏目里面，同样是介绍他的事迹，对关捷的采访和写作做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之后，中宣部主办的《党建》杂志以及《家庭》、《幸福》、《天津日报》等十余家报刊都以特稿的形式对关捷进行了介绍。中央电视台与他合作做了一个小时的《“焦点访谈”特别节目——〈寻找英雄〉》，在1995年5月1日播出，播出前在“新闻联播”中做了介绍。接着，中国文联出版社隆重推出他的著作《寻找英雄》。《文汇报》发表长篇文章评介《寻找英雄》。《长江日报》对这本书进行了连载；《读者》杂志第19期发表报告文学，对整个寻找英雄的过程进行全面介绍。一个新闻记者，因为一次成功的系列报道，成了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

　　保冬妮：临近中年之际，您走进新闻界，这种情况在全国的新闻界都不多见。看来，年龄对您来说是化劣势为优势了，能给我们讲一讲，您是如何完成这个转化过程的吗？

　　关捷：我个人认为，新闻记者并不是吃青春饭的。我以32岁的年龄走入新闻行列，这其实正是我的优势。如果从18岁中学毕业算起，我已经为从事新闻事业做了14年的漫长准备。在此之前，我做过军人、工人、教师，再往前推，我跟随父母在干校还做过三年的少儿农民，等于说我熟读了当代中国的几门必修课。到1992年，我已经拥有了很大一笔精神财富，这就是思考与思想。我思想的核心是强烈的国家观念、强烈的正义感、对真善美的强烈的爱与追求，对假恶丑强烈的恨与摒弃、对人文精神的崇仰。这些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1993年，社会上的价值观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扭曲，反映在青少年中的就是甚嚣尘上的追星风气。我发现了这一问题，觉得有必要在报纸上搞一个大型的爱国主义教育报道活动，于是我选中了寻找革命历史影片英雄原型人物的题目，后来的效果证明，这是成功的。

　　保冬妮 ：在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您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

　　关捷：这就是我的家教。我认为我的很多价值观念来源我的父母，我的父母都是很正派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够坚守住对真理的那一份崇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挨饿的时候，家里的保姆带领我姐姐去郊区的玉米地摘了农民几穗玉米，父亲得知后，十分气愤，一定要把玉米送回去，并且在第二天辞掉了保姆。“文革”年代，父母被弄到干校，我多次看到他们在晚间相对流泪，一再叹息。他们当时的处境非常差，工作没有了，事业荒芜了，生活更糟，从沈阳有名的82号楼发配到黑山县一个小村的草房子里，工资停发，往日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可是，他们想的更多还不是个人的遭遇，他们关心国家，为国家的命运而痛哭失声。从小到大，他们对我的教育是，要爱国家爱民族爱真理，做人要正派。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后，一个部队的领导来看父亲，他是我父亲的学生。当时我们家的房子被人霸占一直没有归还，全家八口人住在学校厕所旁边的十几平方米的小仓库里。那位领导十分不忍，提出要把军区后勤部的一套房子借给我们。父亲当时差点跟人家翻了脸，他说，我不是军人为什么要住部队的房子？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什么叫贫贱不能移？父亲用行动对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美德做了诠释。应该说我18岁参军以前，在家里受的就是这种教育，这是大学四年永远学不到的，使我终生受益。

　　保冬妮 ：除了良好的家教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您的思想？并且同样使您受益？

　　关捷：我的经历，这也很重要。尤其是我的三年部队生活，培养了我的坚强与勇敢。这是军人必备的优秀思想品质，它基本上接近于高尚的层面。1998年夏，长江发了大洪水，号称百年不遇。我到达武汉市的时候，当地的新闻界同行纷纷出来劝阻我，说不要去了，实在是太危险，每天都有人成为烈士。你就在武汉市的宾馆里休息，每天从当地晚报上截取点新闻发回去算了。我没有采纳，我选择了最危险的荆江、监利、红安、洪湖等地，与大堤上的抗洪军民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接触。有一天晚上，我在监利招待所写稿，百姓们都撤离了，只有抗洪的民兵在高声喊着劳动号子，不时传来惊天的涛声。我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工作，感到了战士一般的快乐。

　　“ 批判报道也是主旋律

　　在辽沈新闻界，关捷有句名言流传甚广，叫做“批评报道也是主旋律”，现在人们只知道他是因为正面报道“寻找英雄万里行”而闻名，其实，无论是在《青年时报》，还是在《沈阳日报》，他多年来的当家作品都是批评报道。在沈阳，他曾有“打假记者”、“除恶记者”之美誉。

　　保冬妮：批评报道也是主旋律，这个提法听起来很新奇，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这一观点的？

　　关捷：有一次，我到一乡里采访那里的干部殴打村民的事。乡长跟我叫板：“你不要破坏了稳定，我知道，你们新闻报道讲究主旋律，你何不为我们写一篇表扬稿件呢？”我当时的回答是：“你要什么样的稳定？你要一个没有监督的稳定环境干什么？继续鱼肉百姓吗？我告诉你，批评报道也是主旋律。”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言论，题目就叫《批评报道也是主旋律》，我在文章中说，发挥党报的新闻监督作用，反腐惩恶，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也是主旋律。

　　保冬妮：您提出这样的观点，具体实行起来一定会遇到很多压力。能讲一下，您是如何面对这种压力的吗？

　　关捷：1993年春，我写的消息《惊心动魄的锦西假兵案》，压力就很大，差一点让我完蛋，但我硬是挺了过去。当时，我刚调入《青年时报》，辽宁省高级人民检察院的同志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是锦西出了一个假兵案，武装部收受巨额贿赂，办了300多名假兵，还有假军官、假党员。我听了非常气愤，怎么会这样，怎么连党票、军籍、军衔都可以出卖了？我发誓要揭开这个黑幕，让更上级党组织和社会大众了解事情的真相。于是，我向报社领导汇报了这一选题，大家都说好，要打个反腐败的漂亮仗。就这样，我赶到锦西做了实地采访，之后，我又到省高检阅读了有关案件的全部卷宗。文章见报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很快《解放日报》、《法制日报》、《共产党员》杂志都做了转载。锦西方面对报社和我很不满意，某领导扬言要告我。很快，某部门开始调查我的采访经过，并且每日不厌其烦地找我谈话。这时，报社有位副总编骨头开始发软，说什么这是关捷的个人行为，他当初是坚决反对这一选题的。我听了，当面回击道：“你很无耻！”这时，那些案犯的家属也有人打电话威胁我：“因为你的多管闲事，我们家人可能要重判，我们饶不了你。”我说

　　：“我等着你们。”幸好，《法制日报》对这篇文章的转载，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做了“严惩不贷”的重要批示，接着省委书记、省长也作了批示。这场风波总算过去了。至今想起来，我仍为我当时的坚强与勇敢而骄傲。后来我写的《步鑫生出走的前前后后》，由于得罪了工商局，也受到一些骚扰。但我都挺了过去。我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我的报道只讲事实本身，如果你们觉得事实有问题，那你们就去法院起诉好了。结果，他们谁也没去。

　　保冬妮 ：听说您调入《沈阳日报》后，曾有相当长的时间做批评报道，压力是不是更大？

　　关捷：作为副省级的党报，《沈阳日报》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它的一篇批评稿件很可能会左右一些人的仕途沉浮。作为记者承担的责任也就更大，压力自然也就更大。我记忆当中，地方上曾有一个最大的高官为我批评某医院的事儿还找过我，对我进行责难，你说压力大不大？好在他很快调到了外地，并且很快因为腐败被判了刑。1995年，我调入《沈阳日报》，进入报社院内，我就看到一个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说实在的，我很振奋，等于说我看到了一个报社的主体精神，或者叫做报社的魂。我愿意在这样的报社里工作。到1999年年末，我在社会新闻部工作了4年。这期间，我采写了大量的批评报道。影响较大的有《夜访埋汰村》、《“外星人”诊所》、《婚介所里的托儿》、《厂长室里供财神》、《800万哪里去了？》、《“腾笼换鸟”换什么鸟？》，这些稿件在读者中反映强烈。他们纷纷给我来电话写信，鼓励我支持我，还向我提供新闻线索。一些被批评的单位和个人对我的怨气很大，有的甚至充满敌意。有人拉出高官来压我，有的歪打官司邪告状，到有关主管部门去告我，我接受了一次又一次所谓的调查，有一次，还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查来查去，我还是我。1999年我调入报社的特稿部，报纸上看不到我的批评稿件了，我接到了两个电话，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关捷同志，你怎么不写批评稿了？你害怕了吗？你要挺住，我是沈阳啤酒厂的老党员，我永远都是你的后台，我永远支持你！”另一个则说：“小子，你也到时候了，让人撤了吧，该！”在我看来，这两个电话，都是对我工作的肯定。

　　“思想和激情如果死亡了，怎么能看到新闻的价值？”

　　关捷凭借自己敏锐独到的思想，常常能够见人所未见，在平淡无奇的新闻现象中发现重大的社会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最后解决它。他的一些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的新闻报道，无一不是由此产生的。

　　保冬妮：有人说，思想是人的眼睛。可不可以这样说，敏锐的思想给了您敏锐的眼睛，使您总是第一个发现具有重大价值的新闻？

　　关捷：你说得非常好，好就好在准确。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能够瞒得了思想呢？1993年，北京鲁迅故居要被某部门开发成大文豪酒店。周海婴先生多方呼吁无效。当时我正好在北京采访，听了周先生的讲述，我写了一篇消息《鲁迅故居飘酒旗？》，文章发表后，《新民晚报》全文转载，国家文物局的领导读后，及时制止了某部门的做法。我的一篇保护鲁迅故居的报告文学《救救鲁迅的S会馆》同样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文章在《沈阳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大地》杂志转载，使S会馆（即绍兴会馆）得到了修缮和保护。2000年7月，在南京，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的故居摇摇欲坠，而人们却假造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李香君小楼。于是，我在南京对魏源后人和李香君小楼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地居民、游客进行了采访，最后写成了报告文学《南京，热了香君冷了魏源》，发表在《沈阳日报》上，很快，《中华新闻报》、《中国文物报》进行了全文转载，引起了新闻界的一场讨论。2000年10月，《人民日报》“金台随笔”栏目发表署名文章，旗帜鲜明地站在我的立场上，严肃地批评了南京市有关部门的做法。很快，魏源后人来信告诉我，南京市政府已经将魏源故居内的居民全部迁走，并准备斥巨资重新修建。这三篇文章触及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化建设与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我提出，保护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同等重要，我们不要只见物质不见精神。

　　1997年清明，葫芦岛市上万名村民，自发地为当年塔山阻击战中牺牲的700多位官兵合葬。同时，有五位将军的骨灰也将从北京运来，按照将军们的遗嘱，与烈士们合葬在一起。外报的记者得到这一线索认为没有意思，我则认为感天动地。“万名村民自发为烈士合葬”、“五名将军的遗嘱要与烈士合葬”，这不是最高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什么？于是，我连夜赶往葫芦岛，采写了一篇特写。文章见报后，报社领导表扬了我，而省某报领导则把驻葫芦岛的记者批评了一顿。

　　2000年春天，关捷写了一篇题为《那10名大学生你们为何忘掉恩人》，文中说沈阳有位名叫王儒臣的老人，被称做“当代武训”，用收废品的钱含辛茹苦地培养了10名大学生。可是，到了老人晚年病重的时候，他资助的大学生却没有一个人来看他。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见见这些孩子。文章发表后，很快被《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转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团委在全院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因为文中提到的一个学生正在这所学院读书。沈阳师范大学立即组织学生到王儒臣家进行慰问。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找到关捷要求合作做节目，节目播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反响。

　　保冬妮：听说，当时王儒臣老人为了想见那些学生，找了不少的记者，请求帮忙写稿登报，可他们认为没有新闻价值，拒绝了老人家的要求，是这样吗？

　　关捷：是这样。文章发表后，还有不少同行对我说，有什么意思呀？老天巴地的，做希望工程就是为了出名。我认为这是一种死亡的悲哀，这些人的思想和激情死亡了，这样的境界怎么能看到这则新闻的价值呢？我当时在这个新闻事件中看到了严重的道德缺失问题，我提出，如果连起码的“知恩图报”都不懂，那么，这样的天之骄子社会也不需要！

　　保冬妮：在报社采访当中，我还听到了一种有趣的说法，说您在报社内创造了幽默新闻的体裁，您的同事认为您有很多新闻作品写得幽默风趣，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您能谈谈这个事吗？

　　关捷：可以。其实幽默也是文学的一个样式和境界，国外的肖伯纳，我国的鲁迅、林语堂都是幽默大师。那么既然是文学中有的，新闻为什么不可以出现呢？文学的幽默来源于生活的幽默，同样，新闻也是对生活的一种观照，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原汁原味地再现呢？

　　保冬妮：看来，您十分热爱你的新闻事业，最后我想问一下，新闻事业会是您的终身事业吗？

　　关捷：一定是的。我热爱新闻事业，它那种美到极处的真实，让我迷狂。我愿意为它服务到最后，或者说，我愿意永远做它的忠实仆人。记录现实，记录历史，为党和人民立言，为时代立言，为社会立言，没有什么比这更有魅力的了。我因为从事这个职业而时刻感受着巨大的幸福。

　　（作者系婚姻与家庭杂志社副编审、总编助理，《超级宝宝》杂志主编，儿童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