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改变了中国？

　　展望未来，我们的社会应是个随着专业分工的深化和演进不断创造出更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社会，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年轻人不应该只在要么学而优则仕，要么学而优则商之间选择。

　　近来媒体上多次刊载某著名教授关于是什么改变中国的访谈。

同以往一样，该教授强调，是企业家改变了中国；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发达国家社会上最优秀的人做企业家；所以，中国人应转向：学而优则商。此等说法令人感到有违一些基本的道理。

　　在改变中国的进程中，企业家与他人的关系是分工协作的关系

　　在这个著名教授看来，企业家是GDP中利润的唯一创造者。然而，这个结论有违分工原理。这一原理告诉人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来自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不仅形成了社会的各行各业，而且在所有行业和单位内部也形成了不同的专业、岗位和职务。是专业分工的深化与演进提高了生产力并不断创造出新的财富与福利。企业家则是丰富多彩的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岗位之一。但他们不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也不可能脱离分工体系单独地改变中国。

　　我们知道，即使是最有能力的人，如果仅靠自己生产某一物品，哪怕是最简单的食品、服装、房屋，其效率必然低于任何有分工的活动。而今天人们的消费从基本的食品、服装、电视、冰箱、汽车、飞机到医疗、保健、教育、文娱、体育、报刊、书籍，都不可能由一个人或一种专业岗位中的人群独立完成。该教授却把作为分工协作体的企业创造财富的过程，表述为企业家个体在支配物品、在单独造物。

　　近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专业分工的发展机制已从昔日的靠政府计划安排更多地转向由市场力量推动。这使人们有了更多地进行自主选择的机会，他们走向了社会分工的各个领域，并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成为财富创造者的组成部分。因此，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力量来自三百六十行。这里不光有商人的作用，还有工作在科学研究、发明创造、产品设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各个专业岗位中专业人士的作用，更有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亿万工人、亿万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即便在一个企业内部，经理人与设计师、工程师、技术工人、普通工人之间也是分工协作的关系，而非经理人对物品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同行之间可以比较谁更优秀，非同行则不可比

　　人们在对事物进行优劣鉴别时，是把不同事物中的可比因素找出来，经过比较鉴别，分辨出谁是最优，因此就有了：水稻专家中，袁隆平最优；石油工人中王进喜最优，公交售票员中，李素丽最优、篮球运动员中，姚明最优。即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最优者，但他们之间则不可比。否则岂不成了“关公战秦琼”？笔者以为：那个著名教授的“三次经商大潮改变中国”及多年来不断重申的“发达国家是最优秀的人做企业家”，中国应该效仿之成为“学而优则商”的观点正是在不可比的事物之间划分优劣。

　　难道作为优秀科学家的邓稼先与作为优秀企业家的荣毅仁之间可以比较谁为最优吗？美国人进行比较后会说：作为总统，华盛顿、林肯最优；作为发明家，爱迪生、莱特兄弟最优；作为企业家泰罗、福特、盖茨最优。但决不会拿“最优秀的人做企业家”为标准，将泰罗、林肯、爱迪生比较后，得出企业家泰罗为最优的结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本是基本道理。如果从亚里士多德、孔夫子到爱因斯坦、华罗庚等等的“学而优”者，都去当商人，社会将损失什么？

　　当然，该学者反对国人统统学而优则仕的观点，我是赞同的。但如果当今中国的年轻人都去追逐学而优则商，而没有同样学而优的人去从事科学研究、发明创造、产品设计，没有优秀者去做工、务农、保卫国防，单一的商人群体能有何作为？不难想象，今后我们的社会里如果没有广泛深入、高度发达的专业分工，只有商人，或是只有商人中才有优秀者的话，我们的社会将顷刻瓦解。

　　在中国，企业家还不是一个标准概念

　　该教授还强调，中国所有的企业家的共同点就是要冒很大风险，特别是市场上的高风险与不确定性。如果是在一个具有长期市场经济传统的国家，此说或许基本成立，但在现实中国，事情并非如此。

　　就当今中国可被称为企业家者而言，他们在冒市场风险方面是不一样的。他们中确有面对市场风险，完全通过勤奋努力，依靠企业家的智慧与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者。但也有带着行政垄断性质的企业。行政垄断，是指政企不分，能够以行政权力阻止商业竞争对手进入所产生的市场垄断。这些企业的经营过程尽管也需要专业技能，也要通过市场售卖产品，但在这些企业中，高经济收益的取得同其行政垄断特权相关，含有大量从非公平竞争中取得的成分，其市场风险与普通的私营企业决不相同。

　　还有那些在公共权力可进入市场作商业交易的领域，诸如，在各种行政审批制度主导的商业活动中，在项目审批、物资调拨、土地使用、许可证发放以及国企改制方面，有企业家和公职人员可通过“设租”“寻租”取得商业利益，可通过侵吞国资、伤害社会利益而发个人之财。有企业家办“血汗工厂”无视法律规定，靠延长时间、拖欠工资等侵害农民工权利的手段，获取收益。这类企业家与守法经营、遵守劳工标准、靠真正的创新获取利益的企业家所面临的风险也不一样。例如，与腐败官员相勾结的地产商周正毅的市场风险与一家无靠山的小公司并不相同。

　　正因为存在上述机会不平等、风险不相同，我们的社会才需要继续通过经济改革和必要的政治改革，健全民主与法制，规范企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打击权钱交易，打破垄断行业，给私营、民营企业国民待遇，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相互依存、相互协作、无法相互替代的三百六十行中，行行都需要优秀者。为师者应当倡导，在所有专门的岗位上，只要能够凭借劳动（包括体力、智力和两者融合的劳动）而不是特权和贪腐，能够开拓创新、作出业绩者都是优秀人才的价值判断。至于社会方面，则需要为青年人能够在越来越广阔的空间进行自主选择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