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子

　　解放后，我仍留在山东大学，任第一副校长。

　　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四个学部，我来北京开会。有一次范长江坐在旁边，问我你到底喜欢搞科研，还是在大学教书。我说我喜欢搞科研，范长江说那好，你就到科学院来吧。

　　从青岛来北京之前，我已是学部委员，每月有100元办公费，我不要给退了，因为我有工资。开始科学院说不能退，我坚持要退，院里也就接受了。其实我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每个月底都要向人借钱，学校给我300多元钱，说是车马费，我也退回去了。后来科学院又寄来300多元，正准备退，有人告诉我这是中央有关领导特批的，领导知道你负债，不能退，我后来一算正好与负债钱数相符。当时我很激动，中央对我如此了解和关心，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

　　1956年五六月份我调到中科院，第二年任生物学部主任。

　　1957年高教系统有一些人提出，取消科学院，认为科学院的工作应分散到各个大学去。当时民盟提出：成立一个科学体制委员会，民盟科学体制委员会有我、钱伟长等人。沈钧儒召开过一次会议，在会上我发言的中心思想是科学院不能取消。我的发言刊登在《争鸣》杂志上。

　　后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高教部（杨秀峰等人参加）和科学院（郭沫若、张劲夫、吴有训、严济慈、我、范长江、于光远、胡乔木等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是在毛主席办公室召开的，大家都发表了意见。我当时的意见是“两者都要存在，要互相合作”。每人发言后，毛主席说：“我给你们划条三八线，都要存在，不要再拉绳了。”（吴磊摘自湖北人民出版社《倾听大师们的声音》梁东元编著）

　　童第周（1902—1979），浙江宁波鄞县人，中国实验胚胎学主要创始人。本文是他1978年春，向来访者讲述他一生经历的一个小片段。由其子童孚中依当时笔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