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土地

　　丢失的土地

　　千亩耕地被“置换”成别墅区——一个京郊村庄的“土地位移”

　　法院两次判决换地协议无效，村民依然无法收回耕地

　　“据国土资源部的资料显示:1999年至2005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00多万件，也就是说，在不到六年时间内平均每个县、市就发现500件土地违法案件，涉及土地面积500多万亩。

　　国土部执法监察局负责人认为，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有关，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用地冲动。”

　　上面说的都是没意义的。

　　宋庄白庙村的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们在1月8日拿到北京通州区土地局的信访答复后，很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表达着激动和失望之情，虽然，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并不指望通州土地部门能在一份信访答复中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时间久远、情况复杂的问题。”和这个问题相关的所有人都这样想。自然，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于于是相关的人似乎都不愿去积极厘清其中的是非，除了白庙村村民，因为他们是其中利益受损的一方。

　　他们在十多年前丢失了1000亩的耕地。

　　那块土地如今是一片别墅区，每套以210万元的标价出售。把那块地从耕地征用为建设用地的河北燕郊开发区，十几年的时间，也从一个小镇变为一座有20万人口的欣欣向荣的城镇。

　　地是以“换地”的形式被置换的，新上任的村委会在接受上届“遗产”过程中发现了4份换段协议。而1200余万元的所谓补偿款村民并未见到。

　　在上访无果后，村民们想到了用法律来解决。

　　虽然法院的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均认为4份土地换段协议无效，然而问题仍然无法解决。“有可能通过诉讼获得解决，但最后可能的还是行政。”

　　不存在的换地

　　“枣林村在河南岸根本就没有地，说是换，其实是卖。”

　　至少，引发这场土地纠纷的几个人拒绝谈论这件事。已经是十多年的事情了，他们都希望纠纷湮没于历史之中。

　　但白庙村却有较真的人，68岁的宋学明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白庙村在“河北土地”一事中的村民代表。为了讲述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先介绍了地形:潮白河是南北流向，来到白庙村改为东西流向，然后又是南北流向。河的南面是白庙村，白庙村在河岸对面有一块1000余亩的土地，白庙村把这块地称为“河北地”，意思是在潮白河的北面的地。这块地和枣林村接壤，枣林村属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

　　1993年到1999年，白庙村和枣林村先后签订了4份土地换段协议，“长期以来不便于耕作与管理，为满足两村群众多年的心愿，两村委会本着方便生产、互惠互利的原则”，白庙把“河北地”与枣林村在河南的地互换，因“河北地”土质较好，枣林村给白庙村共补偿了1200余万元。

　　“枣林村在河南岸根本就没有地，说是换，其实是卖。”宋学明说，他曾在一次村里的党员大会上质问当时的村支书张树奉:“你和枣林签多少年的协议？”张回答:“我就是假协议，真卖地。”得知土地是无期限地出卖，宋学明说:“你比西太后还厉害，香港也才99年。”

　　宋学明说，1000亩的土地是很大的一块，不像其他的东西，比如电视机，可以放在家里藏着:枣林村在河南岸有没有土地来和白庙村换，是明摆着的事。那当初的“换地”，何以能以两村村委会的名义进行呢？

　　作为白庙村的“法人代表”，时任白庙村村主任的王德林拒绝谈论这件事，虽然他作为白庙村的法人代表在“换段”、收款协议上签了字，他说:“这个事情我不明白，好多年了记不清楚了，你要去问书记。”并“哐”的一声把门关上，将前去求证的记者阻在门外。

　　王德林所说的书记张树奉，在白庙村还留有一座院子，重重大门紧闭着。村民们说，很少看见他在村里出现，而他在家的时候，即使是本村的人去敲门，也是不能得见的。

　　白庙村村委会的人说，最有可能知道其中原委的，还有当时的大队长张殿起。然而张殿起说当时两村之间的换地事宜，“有多少地，卖多少钱”，并没有拿到支部会和村委会来讨论，其间的来龙去脉，只有村支书和村主任清楚，就连他这个大队长也没有参与讨论和决策。

　　在1993年9月的第一份换段协议和1997年6月的付款协议上，张殿起作为白庙村的法人代表之一是签了字的。“付款协议上的字是书记张树奉一定要让我签我才签的。”但他坚决否认他在换段协议上签字，他认为那是别人冒充他签的——他也认为，白庙村的“换地”行为，“按道理其实是卖”，和西太后向列强割让土地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白庙这个近2000人的村子，总共耕地也才3000亩。

　　“前有车后有辙。”张殿起说，邻村的小羊庄也是这样把地卖给开发区的，没什么不良后果，于是白庙也开始卖了。卖地的所得款中，有100万没有入账，“大伙都怀疑是镇里提留了。”张殿起的怀疑后来被宋庄镇信访办的人所证实，因为提留了100万而让宋庄镇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感到难办。

　　这知晓内情的几个人中，自然包括当时燕郊开发区枣林村的法人代表、村主任李凤恒。但李凤恒同样拒绝说起这件事，理由除了年代久远之外，还有一个是“我的上级政府，也就是开发区让我说我才说，开发区说了他们知道的，需要我补充的，我再补充”。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党政办公室主任扈大勇说了他所知道的:“两村的土地置换是在历史上自愿进行的，而且由于时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现实。之所以产生纠纷，是由于有人想借此达到个人目的。”

　　法庭不能解决的

　　“白庙和枣林的置换协议实际上是土地买卖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

　　这已成为现实。很多人都这样认为。

　　白庙村已经收了河北省方面的1200多万元，并且这些钱大部分已经不见了，至少白庙村的村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子也没有看到，而交换过去的那块土地，从1995年开始相继被燕郊开发区征为国有土地，然后转让给“和安花园”的开发商。而今，在那块土地上，别墅一排一排像小麦一样生机盎然，最高价格的一套以230万元出售。

　　白庙村的人自然也明白这个事实。拿回土地不在他们的考虑选项内，这不现实。拿到该有的赔偿、查清相关责任人才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白庙村的一份举报材料说:枣林村以廉价的所谓补偿费，攫取了我们村在河北全部土地的产权和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并且转手倒卖给了燕郊开发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此不平等的合同，难道我们村的干部都是白痴吗？如果不是，他们为什么要违法违规，暗箱操作，捏造虚假合同，出卖集体利益呢？

　　作为集体财产的真正主人，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白庙村的人首先考虑到的是上访。

　　2003年，前任村委会在村民的强烈不满中被免职，新上任的村委会在接受上届“遗产”过程中发现了那4份换段协议。“我们开始到宋庄镇，去通州区政府、人大请青天大老爷帮我们解决，但没有音信。”现任村主任高树全说。

　　2003年7月，白庙村近200人在北京建国门下车后，步行到台基厂北京市委去反映情况。高树全记得当时一个信访办的处长接待他们，说会把情况及时反馈到市政府，15日内会给一个答复。

　　他们还去过北京市土地局、五部委联合查处土地案件的办公现场，得到的结果是上访不会有结果，他们想到用法律途径来解决。

　　“以前所用的方式是一切找政府。现在只能运用法律武器，因为法律是国家制定的，能够信任。”高树全说，他们早期的目标是告倒前村支书张树奉。

　　他们以村民的名义，以两个村委会为被告，说双方侵害了村民的利益。但通州区法院认为这应该是行政部门受理的事情，经过商量，最终以白庙村委会为原告，枣林村委会为被告，诉请4份换地协议无效。

　　2005年11月，通州区人民法院作了一审判决。判决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被告枣林村在潮白河南岸并无土地。至此，双方签订的土地换段协议违法了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2006年9月，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维持了一审的判决。二审审判员张振越做了很多工作，他查明了白庙和枣林签订《土地换段协议》后双方均未报有关部门审批，而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界线的变更由国务院审批，白庙和枣林的置换协议实际上是土地买卖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

　　张振越试图把白庙和枣林的事了结在二审，他找了通州的各个部门座谈，做了很多协调工作，但最终他发现根本行不通。“有可能通过诉讼获得解决，但最后可能的还是行政。”

　　这样的事情足够让他伤脑筋，而整个中国的类似事情，也足以让法院、行政等部门头疼。

　　据国土资源部的资料显示:1999年至2005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00多万件，也就是说，在不到六年时间内平均每个县、市就发现500件土地违法案件，涉及土地面积500多万亩。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少的在60％左右，多的甚至在90％以上，目前群众反映征地纠纷、违法占地等问题占信访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0％左右。

　　国土部执法监察局负责人认为，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有关，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用地冲动。

　　理想的解决方式

　　“河北方面退还土地出让所得，而白庙村，则得到北京市的土地征用标准赔偿。”

　　“这个事情，最终还是需要政府来解决。”白庙村的代理律师郭建萍说。

　　在她的计划中，法庭的判决只是第一步，有了这份判决，走到哪说话都有了依据:当年的4份土地换段协议无效，那块土地还是我们的。

　　但，无效归无效，那块地现在已经盖起了别墅，总不至于去把人家的房子拆了来耕种吧？何况和安花园还有保安呢。虽然，按照法律，对非法买卖的土地的处理方式是:没收非法所得，土地恢复原貌。“这不可能。”郭建萍说。

　　她还是期待政府的协调。1月初，北京通州区土地局邀请白庙村村民代表和代理律师进行座谈，以期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他们除了认定潮白河北岸那块土地是属于北京的外，没有达成其他共识。就连白庙村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村民代表宋学明要求的是燕郊开发区承担村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直到土地使用权70年期满后返还白庙村，但村委会主任说这行不通。

　　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可供借鉴，怎么解决，大家都想不明白，即使知道这件事应该去解决。1月8日，通州区土地局给出了一份信访答复，答复重申了法庭的判决，说“鉴于以上换地行为已进入司法程序，我局下一步将协助并配合法院做好相关工作”。

　　白庙村的人失望了。这份答复等于什么都没说，他们表达着自己激动和失望的情绪。2005年5月通州土地局曾立案调查此事，2006年10月又立案一次，“一年多时间他们什么事都没做，就是抄了一下法院的判决。”宋玉明说。

　　“通州土地局并没有根据法律和村民的要求来回答，他们的态度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已经卖了，还说什么呢？”但郭建萍还是看到了其中的积极意义:通州土地局重申了协议无效和地是白庙村的法庭判决。并且有了这份答复，就可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核。

　　她并不指望区级土地局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必须由北京市土地局和河北省土地局协商才能解决，1000亩土地的纠纷也足以引起国务院国土部的重视——级别越高，越容易解决。

　　郭建萍的如意算盘是:土地征为北京的国有土地，河北方面退还土地出让所得，而白庙村，则得到北京市的土地征用标准赔偿。

　　但事情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和顺利。25日，在和北京市土地局的沟通中，土地局说他们支持她用法律的方式解决。

　　郭建萍准备的一下个官司，是把燕郊开发区所在的河北三河市土地局、和安花园以及正在使用那块土地的另两家公司作被告，请求撤销他们的土地使用权证。

　　她认为受损方越多，其解决的态度也就越积极。“但法院所在地将在三河市，官司就不会像在北京一样顺利。”郭建萍说，这又将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未来将要发生什么呢？最终该怎么解决呢？至少在现在，法院、行政部门都没有找到一个好办法。

　　失去的土地

　　白庙村委把土地收上来后，就以“换地”的方式“卖”给河北省的枣林村了。人们把这种方式叫“土地位移式”

　　未来的事情难以预料，但在那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却是清晰的。

　　“那时候潮白河还有水，要去耕种需要坐船过河，有一大船两小船。”王玉宽，土地承包之前知青生产队的最后一任队长对过去的事情历历在目。那时候有80多个知青，每人工作一年合200多块钱，土地上种植玉米、小麦、水稻，还有无数桃树苹果树杨树柳树。

　　“我们祖祖辈辈就是在那种地的。”王玉宽说。

　　1982年，白庙村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一等地每亩12元，二等地11元，三等地10元。王玉宽向生产队承包的100亩土地，就是按这个价格向生产队缴纳税金的，承包期从1985年到1994年。

　　“1988年承包费开始涨，涨到每亩100多元，果园涨到200多元，还要交水电费。”王玉宽说，涨价超出了承包者的承受范围，那几年，一筐桃也才卖一两块钱。

　　“大约在1990年，大队干部找我，让我增加承包费和水电费。我交不起，我的70亩桃园就被大队收回了。”村民肖宝常说。

　　很多人和肖宝常一样，因费用在合同期内涨价便放弃了对土地的耕种、经营，他们也没有闲心以及渠道去关心土地流转。

　　但也有坚持留在河北岸土地上的人。在涨价后宋学增继续耕种他的承包地。“我和老伴一直吃住在那里，劳动在那里，经历了联产承包、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各个阶段，我是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离不开我多年耕种的土地。”宋学增说。

　　1996年，他的麻烦来了。村委会干部强行让他搬家，不许他在潮白河种地。宋学增不妥协，因为他除了种地没有别的生路。他的电被断了，家里没有灯照明，水也断了，地没法浇了。推土机开了过来，把生产队留下的一大片房子铲平了。宋学增说:“我不怕，我来了就准备死在这里。”

　　后来，村里给了他几千块钱的搬家费，当年已66岁的农民宋学增，与其他在潮白河北岸耕种的村民们，被从祖祖辈辈耕种的那片土地上赶了出来。

　　离开土地的宋学增没有地种，不能打工，只能靠捡拾垃圾为生。

　　白庙村委把土地收上来后，就以“换地”的方式“卖”给河北省的枣林村了。在非法圈地名目繁多的方式中，人们把这种方式叫“土地位移式”，也就是北京的土地自己长了脚位置移动到河北，河北三河市燕郊开发区用它的手续把这块北京的地给征了。

　　白庙村的人怀疑燕郊开发区参与了“换地”的把戏。枣林村没有理由花费巨资得到这块土地，土地是枣林和白庙“互换”的，而“补偿费”则“由于目前枣林村资金紧缺，对枣林给白庙的补偿全部由燕郊开发区负责拨付给白庙村”。

　　当时枣林村村主任李凤恒透露，开发区对相关事务知道得更清楚，而作为当时枣林村法人代表的他，只是在开发区通知他的情况下作“补充说明”。

　　也许正如燕郊开发区党政办公室主任扈大勇所言，时间久远，情况复杂，随着时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现实。燕郊开发区自然乐于接受这样的现实。如果燕郊开发区参与假换段真卖地的假设属实，那么燕郊，这个1992年12月成立的省级开发区的后来者应该会敬佩当时领导人“高瞻远瞩”。

　　白庙和枣林的4份换段协议从1993年9月到1999年3月跨越6个年头，而据燕郊开发区土地局办公室介绍，开发区在1993年到1995年间完成对那片土地的国有化征用。燕郊土地局办公室的人回忆说，也就是在差不多这个时候，潮白河北岸的849亩土地转让给台湾的一家开发商，开发“和安花园”别墅。

　　那个时候的范学增无法想到，他正在耕种的土地已是商业住宅用地，在上面生长的将不再是庄稼，而是一排排的别墅。在这里兴起的和安花园，计划总投资1.25亿美元，规划占地850亩。拟建280栋高档豪华别墅、27栋公寓。交易记录显示，其别墅最高价格为230万元一套。

　　10多年，潮白河历史地干涸了，那片耕地历史地成为别墅区，售楼小姐热情地接待腰缠万贯的客户，人们似乎乐于接受这繁荣的现实，而忘记曾经发生过的是非。

　　王玉宽，潮白河北岸土地承包前的最后一任知青队队长，来到和安花园别墅门口，想看一看这片曾经属于他管辖，现在在法律上也有他一份的土地。保安拦住了他:不是里面的业主不能进去。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丰鸿平

　　图:

　　知青队队长王玉宽看着别墅内的世界。

　　潮白河是南北流向，来到白庙村改为东西流向，然后又是南北流向。河的南面是白庙村，白庙村在河岸对面有一块1000余亩的土地，白庙村把这块地称为“河北地”，意思是在潮白河的北面的地。这块地和枣林村接壤，枣林村属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

　　白庙村“河北地”示意图

　　枣林村

　　枣林村

　　枣林村

　　“河北地”

　　潮白

　　白庙村河

　　“河北地”

　　枣林村

　　村民代表宋玉明在圈起来的土地旁。

　　制图/李勇

　　图表略，详见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