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间谍自述凄凉晚景 妻离子散靠拾荒度日(图)

本报独家从姜建国处拿到的来自台湾“军情局”的神秘来信。本报记者 张立／摄

本报独家从姜建国处拿到的来自台湾“军情局”的神秘来信。本报记者 张立／摄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等我拿到了钱，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家的米缸填满。买足了米，再把油盐酱醋买好，其他的就再说了。”这，就是“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会长姜建国的愿望。

　　姜建国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们这群晚景凄凉的台湾老间谍，为在有生之年讨回公道，正准备集体向台湾当局索赔。

　　协会内部有明确分工

　　这些台湾老间谍们大多都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0年以上。出狱后台湾当局对他们置之不理，结果只好靠拾荒度日，其中最年轻的58岁，最年长的82岁。

　　“这对我们太不公平了。我们为他效劳卖命，结果到头来老了，身体差了，他们什么都不管，让我们自生自灭。”

　　姜建国在跟《国际先驱导报》提到他发起集体索赔的想法时表示，“我原来在台湾认识一个姓魏的，是派到大陆的间谍，现在已经88岁了。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成立了‘劫后余生敌后回归同志自救会’，当时是国民党‘执政’台湾期间，他就在‘立法院’门口跪下，然后有很多人声援他。我就是受到他的启发。”

　　“如果我单独去索赔，台湾那边只会随意打发我、敷衍我。我15年坐牢，这期间的工资一直没有给。去了，也就给我一两千打发，连路费都不够。我只想拿回我15年的工资。”

　　2007年1月1日，姜建国发起成立了“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并到香港警务处注册审批。目前，协会共有香港籍台湾间谍7人，如果加上内地和海外的，共60多人。“12月26日《东方日报》（香港）登报后，还有几个通过《东方日报》找到我们，要求加入协会。”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从姜建国用笔草草写在信纸上的协会章程上看到，协会内部有明确的分工，协会的核心成员主要是香港籍的台湾间谍，由会长姜建国、秘书长陈景圣以及组织、财务、内务、联络等部门组成7人核心成员，包括简志钧、周国骙等。

　　“协会秘书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重大事务由会长或委托秘书长召开7人常务会议，至少有四人以上参加，并以多数通过决定。协会每月召开常务会议一次，总结审核本月工作及安排下月工作。协会办公地址每天有人当值办公。”

　　在这份姜建国起草于2006年12月8日的章程上，他还特意强调了协会的合法性：“协会在香港注册为合法的组织，……协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若违犯后果自负。”

　　要到中正纪念堂门口静坐

　　姜建国透露，协会在接到《国际先驱导报》的采访要求后，还特意召开了常务会议，讨论能否接受内地媒体的采访。在会上，老头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接受采访的理由——“我们不管政治，只管生活。”

　　随后的几天，姜建国陆续向《国际先驱导报》独家透露了他们的索赔计划。

　　“陈景圣是秘书长，他年纪轻一些，也灵活一些。我叫他去接触一些（香港立法会）议员。他们结果对我们相当同情，愿意写信给他们台湾的朋友，包括台湾‘立委’李庆华。我们决定到台湾后，去找台湾‘立委’李庆华，然后通过他去找李俊敏，进而扩充我们的力量。”

　　目前为止，姜建国还没有找到能帮助他们打索赔官司的律师。于是，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一个更大胆的计划，“我们也想好了。我打算写大字报，把我们的遭遇写下来，请求律师协助我们打官司。我们准备到中正纪念堂门口静坐。我们不想多拿多少钱，只想要回我们的工资。”

　　“我们准备去台湾，讨回我们的公道，协会的7个常委一起去。去了可能也得不到什么，甚至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但我们7个人一起去，同时媒体也开始关注，他们也不敢对我们怎样，我们7个人不会一起从地球上蒸发掉的。”

　　“台湾方面也可能先会对我们采取哄骗的手段，给些小的礼遇，应付一下，因为前几次都是这样对我们的。台当局也可能会收买我，我是主要组织者。给我钱的话，我也会拿，但会向协会公开。我会拿来为我们的工作增加后座力。”

　　拒绝台湾“军情局”封口费

　　目前在索赔准备工作上，姜建国已经花了好几千元，包括印制了协会的信纸、信封。老头们一般两三天碰一次头，基本都在姜建国那十五六平米的家里开会。姜建国说，他们还准备在春节前再开一次协会的常务会议，研究怎样讨回公道，向社会求助。

　　这群台湾老间谍打算集体向台湾当局索赔的消息传开后，台湾方面也迅速开始行动。

　　姜建国告诉《国际先驱导报》，“1月17日，我收到台湾‘中央军事情报局’一位自称王的人打来电话，说11日给我寄出了一封信，要求我现在不要对外说话，要我不要冲动，耐心地等收到信后再说。我猜想可能是要收买我。我当时要求与上次去台湾接待我的情报处高处长或梁参谋讲话，但王说他们出差了。我质问他，‘你代表谁，能答复什么问题？’但他始终不吭声。”

　　1月19日，姜建国收到了来自台湾“军情局”的那封神秘来信。“自称‘钟志强’的人说给我3000美元封口费。收钱后，我就什么东西都不好讲了。不能再向任何人透露与工作有关的事务，也不再以任何事由索赔。我自然不答应。”

　　当记者问及他如果再这么闹下去，怕不怕台湾当局报复时，这个71岁的老间谍明显迟疑了一下。他说，“目前，台湾方面还没有威胁我们。但这样的机关什么都做得出来，我有预防，心理也有准备。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怕了，70多岁了，我怕什么？”

　　姜建国说：“姓魏的搞了‘敌后同志回归自救会’,不了了之；我现在搞的是‘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他是两岸关系不正常时的第一代（间谍），我是第二代（间谍）。我准备在报纸上呼吁，让那些正在为他们（台湾当局）效劳的第三代（间谍），叫他们马上清醒，看看我们这两代老特工，沦到怎样的下场？”

　　“当时派进去（大陆）的有5000多人，后来只剩500多人了。我现在呼吁年轻一代不要为这样的‘政府’，或者说所谓的‘国家’卖命，他们根本是既不民主也不人道。如果你们的下场最后和我们一样，后悔莫及！”

　　图为2004年春节前，大陆方面出于人道考虑，允许台湾间谍嫌疑人宋孝濂（左一）与其家人在看守所内见面，还在机场为其妻小提供便利并协助其顺利转机。 姜恩宇／摄 本报资料图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