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跃峰摄
电影院的灯暗了。音乐传出，一个浑厚的男声同时响起，“电影开始了，片名叫《门》。银幕上是一扇玻璃，上面淌着无数的水滴……”
影厅里，一群特殊的观众——盲人，跟随着讲述者的声音，脑海中想象着只有他们自己懂得的画面。
给盲人“讲”电影的人，叫大伟，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创办人之一。
打开心“门”
（电影中场休息的空当，记者跟大伟聊了起来。）
记者：来之前，我试着给家人讲电视，一会儿就讲不下去了。
电影画面信息那么多，都讲什么？
大伟：讲电影实际上就是说画面，关键是讲与人物有关的信息。讲的视觉信息尽管有限，但对盲人很重要。
记者：讲前需要做什么准备？
大伟：拿到片子，一般看三遍，做笔记，记下一些重要镜头的含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
记者：现在讲了多少部电影？都是什么题材？
大伟：五六十部，1000多人次。片子大多是积极、人物少、节奏适中的，有利于盲人理解。
记者：怎样才能让盲人更好理解呢？
大伟：要讲得具体，有时需要加入自己的理解。比如一位叫李桂珍的盲人，她不知道什么是绿色。我就讲，在山上，右边是石头，左边是草和青苔，青苔是滑溜溜的。通过这些形象，她就像摸到了绿色一样。
(电影院的灯又暗了。旁边，盲人杨林山“看”着电影，不自觉地跟着情节咂着嘴，晃着脑袋。45岁的他，自两三岁因病失明后，就很少看电影或电视了。）
“天使”大伟
记者：怎么想起为盲人讲电影的？
大伟：两年前，我在家看电影《终结者》，一位盲人朋友来访，我就边看边讲。结束后，那位朋友竟把我抱起来连转几圈，流着泪大喊：“太棒了，我能看电影了。”那一幕让我深受震撼，就有了给盲人讲电影的想法。
记者：很多盲人称你是“天使”，为什么？
大伟：可能因为讲过的一个电影吧，叫《天使艾米丽》。影片里，主人公艾米丽搀一个盲人过马路，并把所见到的，复述给盲人听。我当时觉得艾米丽很神圣，她理解盲人，这也坚定了我讲电影的决心。
记者：盲人对“看”电影感兴趣吗？
大伟：每次给盲人打电话说要讲电影，他们都很激动，连说：“好哇好哇！”其实盲人非常想跟其他人、跟社会正常地沟通、交流。
记者：“看”电影对盲人会有什么帮助？
大伟：有很多。比如，一些盲人以前和社会交流不够，对外表没有意识，通过“看”电影，他们开始接触社会，穿衣服也变得干净整齐了。
记者：讲电影收费吗？
大伟：完全是免费的。“红丹丹”是非营利组织，主要靠社会筹款。
记者：有没有难以为继的时候？
大伟：有啊。中心刚成立时，运营不是很好，我们欠着房租、工资，真有点想退却。但很多盲人打来电话，哭着要我们坚持住。还有个好心人，给了一万块钱，让我们干下去。后来，更多人帮助我们走到现在。
（记者想着刚才和大伟的谈话，向大伟坐的地方望去。影院侧边，他手持话筒，沉浸于讲电影中。）
“假如给我三天黑暗”
记者：听说你们举办过一个“假如给我三天黑暗”营训活动？
大伟：是的，30名志愿者戴上黑色眼罩，结果到第一天中午就只剩下两位坚持着。一名女大学生摘下眼罩后竟哭了，她挥着手大喊：“天啊，我终于重见光明了。”这一活动，就是想让大家体会残障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面对残障我们应该做什么。
记者：有多少志愿者参加你们的活动？
大伟：有八九个全职的志愿者，包括几名盲人，还有短期志愿者。
记者：讲电影的志愿者都要培训吗？
大伟：主要靠自己练习。蒙上眼和盲人交流，了解他们的需要。
记者：有时你们并不能给志愿者提供足够的生活来源，怎么能留住大家？
大伟：不是我们留，在最难的时候，志愿者们主动要求停发工资，外地来的志愿者给家里打电话说：“我在做有功德的事”。
记者：2007年有什么打算？
大伟：想做为盲人讲电影的博客，把一些节目放到网上供盲人“看”，还打算把一些我讲过的电影刻成碟给盲人送去……
（回来的车上，大伟略显疲惫。此时，已华灯初上，前排一个志愿者给身边盲人讲起路边的景象，“现在到动物园了，园里有金丝猴，还有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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