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处罚粗话脏话是舍本逐末（时风）

　　在正在召开的上海市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罗华荣、顾大僖提交提案，建议以立法处罚的方式来解决市民爱讲粗话脏话的问题（见1月29日《北京日报》）。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把这一提案付诸实施的话，不仅会在技术上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且即便是突破了这些障碍，也仍然无法达到两位委员预期的“引领市民逐步走上健康、文明的礼仪大道”的目标。

　　通过立法处罚的方式解决讲粗话脏话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定什么是粗话脏话，总不能执法者说什么是什么吧？所以要立法，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编纂一本“粗话脏话大词典”。

　　但我们知道，汉语是一种极为丰富又在不停地发展变化的语言，许多曾经被认为是粗话脏话的词汇，后来就不算了，反过来，很多原本不是粗话脏话的词汇，后来又算了。比如“同志”，原本是一个神圣庄严的词汇，但现在竟被用来指称“同性恋”。这样的词汇要不要收入“粗话脏话大词典”呢？与之相类的还有“小姐”、“鸡”、“鸭子”等等，孤立地看，这些都是不含褒贬的普通名词，但放在特定的情景之中，就可能成了骂人的粗话脏话，这究竟该如何界定呢？

　　即便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如何调查取证、谁来认定的问题。两位委员建议由“城管”来担负起认定和处罚的工作，“可以采取流动或随机执法的形式”，这实际上等于让城管同时扮演检察官兼法官的角色，等于赋予了城管想罚谁就罚谁的权力。这一幕想想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其荒唐之处，自不待言。

　　再退一万步说，就算是立法、执法的技术问题解决了，市民慑于城管的“随机执法”而不敢再讲粗话脏话，是不是就解决了市民的“健康、文明”问题呢？也不是，因为讲粗话脏话仅仅是不文明的表象，人们之所以会讲粗话脏话是因为心灵不文明，如果心灵的问题没有解决，即便人们不再讲粗话脏话，仍然不能说他们是文明的。

　　这样看来，即便两位委员的建议被不折不扣地实行，也顶多使市民变得虚伪，满口仁义道德，如此而已。

　　如果说立法处罚讲粗话脏话是舍本逐末之举，解决不了市民的文明素质问题的话，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示范。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精英阶层往往会成为其他阶层模仿的对象，要想使普通市民文明起来，首先就应该使精英文明起来。

　　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官员能不能不贪污、不腐败、不包二奶？富人能不能不为富不仁，不挥霍浪费？专家学者能不能不昧着良心讲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假以时日，市民就一定会变得文明起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也就没有指望了。

　　有鉴于此，我觉得两位委员与其建议立法处罚市民讲粗话脏话的问题，还不如建议出台《公务员道德法》（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对所有违反道德的官员进行处罚。在我看来，这才是解决市民文明问题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