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记者”虞宝竹

　　2006年5月22日，在香港国际会议中心第三届亚洲女性论坛上，许多海内外嘉宾纷纷与一位身穿白色西服套裙、体态微胖的女士合影、握手，感谢她为亚洲女性论坛所作出的卓越工作和努力。她就是亚洲女性论坛秘书长、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虞宝竹。

　　责任：关注弱势群体

　　作为一名已经做了19年记者的职业女性，也许是工作的缘故，虞宝竹更多关注职业女性的问题，更多关注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是否正确的宣传性别意识。她认为，在国内的媒体报道中一直存在性别意识。自己作为一名女记者就更要关注女性了，作为中国记协的报纸——《中华新闻报》就更应该记录她们的脚步，关注女记者的生存状态。

　　3年前，江苏一名女记者无缘无故成被告，案件审结后并未得到公正审判，使她无法回家，在外流浪上访几年也没有结果，最后找到了虞宝竹。虞宝竹看到这位过去的同行，如今落到如此惨境，不免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后来虞宝竹将她的上访材料托人转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很快高检批转到江苏省高院重审，几经周折，最后，终于为其平反。虞宝竹为此专门写了文章《毕传霞终于可以回家了》。

　　虞宝竹爱管闲事是出了名的，她所管的这些闲事，就是用记者的责任关注弱势群体，她的这份责任有时并不会得到理解，但在她内心中依然有一团似火的激情。当年主编《中华新闻报·新闻内幕周刊》的时候，经常收到反映问题的材料，对此能报道的，她会立即派记者去调查。不能报道的，她会通过电话或函件的方式转交给有关部门。尽管如今《新闻内幕周刊》已经改版，但找她反映问题的人还是不少。她依然通过自己的媒体和政府关系在帮助这些急需解决问题的弱势群体。

　　两年前，虞宝竹在上班路上，看到十几个从外地来京上访的群众，跪在某中央机关的门口，由于虞宝竹所在的报社毗邻此地，她走过去询问了情况。得知这些群众已经来了很久，但就不见有人过来接访的消息后，虞宝竹毫不犹豫地拿起状纸，拨开人群直接走到门卫面前表明自己是记者身份，劝说门卫通知该机关有关工作人员出来接访。没多久终于来人接访，当这位负责人从虞宝竹手里接过状子时，还劝她今后像这样的事少管。回到单位，同事也以同样的口气劝她。虞宝竹只是报之一笑。只有了解她的人方知那是她内心深处无法被劝下的记者的责任。

　　执著：甘愿做一线记者

　　在做亚洲女性论坛之前，虞宝竹在新闻界就已声名在外。她是一个对工作非常投入的人，在19年的新闻生涯中，有过许多升迁的机会，但她却全然放弃，至今仍然战斗在一线，而且乐此不疲。

　　谈及职业，虞宝竹充满了激情。6年前，她曾策划主办了《中华新闻报·新闻内幕周刊》，并担任该刊主编，但她从未把自己当主编看。她期期与记者一起找选题、跑采访、编版面。

　　至今让她都难以忘怀的是2001年申办奥运会的特别报道。就在萨马兰奇宣布结果的当天晚上，新闻内幕周刊所有的记者都按照事先的安排跑出去了，虞宝竹在第一时间，跑到了天安门广场，现场采访，回来就写稿，写完稿就发排，同时编辑其他同事的稿件。整整一宿未眠。当看到自己编好的报纸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报亭的时候，她的心里充满了喜悦。“那天，迎着初升的朝阳往回家走的路上，我觉得天空特别美，连我们住的普通居民小区都好像被涂抹上一曾橘红色，娇艳而美丽。”她回忆说。

　　对职业的投入已经完全渗透到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中。一次，她到武汉采访一位刚刚去世的著名报人，她跑医院，跑报社，跑省委，跑这位报人的家庭，最后还跑到这位报人的墓地。在对数十个人的采访过程中，由于被当事人的事迹感动，虞宝竹是一边流泪一边采访，回来后写出著名的长篇通讯《一个报人最后的微笑》。这篇文章虽然由于超长而未能入选当年的中国新闻奖，但却被认为是当年最感人的作品之一。

　　对职业的执著，虞宝竹自己有着独到的见解：“许多好记者做了官，就放下笔了，不写文章，不编版了。我觉得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所以我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做一线记者，不管我当不当官。”

　　在虞宝竹面前曾经有过太多的职位选择，包括杂志社社长、主编，甚至企业的老总，但都没有改变她做一名记者的信念。时下许多年轻的记者都已开着自己的车出去采访了，而做了十几年处长的她依然挤着公交车上下班，挤着公交车去采访。但她无怨无悔。

　　求新：敏锐的影响力

　　虞宝竹无论当主编还是做记者对内容和标题的求新是出了名的。当年主编《中华新闻报·新闻内幕周刊》的时候，她对记者要求十分严格。她对《新闻内幕周刊》的文章提出的要求是：文章一定要给人们一点帮助，最起码是一点关怀，杜绝假大空。正是这个定位，使报纸贴近了百姓，发行量剧增。很快在全国就设立了4个分印点，仅湖南一省发行量就达10万份。

　　1998年曾以《什么样的报纸卖得动》一文编辑身份拿下了当年中国新闻奖，之后1999年《李成俊委员兴奋难平电话传稿》一文获得全国政协好新闻奖，2004年《记者应多关注农民——一位村支书对媒体的期待》一文又获得全国人大好新闻奖。此外还两次获得统战部、《光明日报》“丹心谱”征文大奖。能够拿下如此多的重量级的新闻奖，这与虞宝竹对新闻作品的求新态度是分不开的。

　　虞宝竹自1992年以来，已连续14年采访“两会”。每年“两会”前，她都要深入细致地研究上一年的“两会”报道内容，正是这样严谨的学术姿态，让她每年的报道视角都与众不同。2004年“两会”期间，她发现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许多经济界代表成为众多记者追逐的对象，而此时基层代表受冷。由此当年她改变了报道角度，结合自己媒体的定位开始关注基层代表心声，就是这样的思路，让她与四川一个村支书在会间休息的聊天中，得知该村原本家家都有电视，随着数字化电视技术的改革，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该村村民再花钱更换设备，这无疑让村民犯难。虞宝竹又深入代表驻地，与这位农民代表深入交谈，写出了《记者应多关注农民——一位村支书对媒体的期待》的报道，被数十家网站、媒体转载。

　　1999年，正值澳门回归，虞宝竹意识到澳门回归将是报道的热门选题。但在热点中如何找到自己的视角？经过几天的采访，她发现李成俊委员是《澳门日报》社长，由于是报人出身，所以对记者一直很低调。锁住对象后剩下就是如何能采访到？她发现，只有每天午饭后的一点时间委员们在驻地较为集中，她当天为了守候李成俊委员竟然未吃饭。当把此事告诉刚刚用完餐的李成俊时，李成俊当场被感动，欣然接受采访。短暂的采访中，虞宝竹得知一个细节，李成俊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当澳门基本法在人代会通过的当天，他异常兴奋，立即拨通电话向报社发稿。虞宝竹当天采访完回到报社也兴奋难平，她感到自己在澳门回归的热点上，抓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就是她在第一时间发表的获全国政协好新闻奖的报道《李成俊委员兴奋难平电话传稿》。

　　率真：做真性情之人

　　与记者一样，许多见过虞宝竹的人，对她的第一印象是诚恳、率真。以至于一位与她萍水相逢因为开会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三天的总编辑笑谈：你好像一直很顺利，从未被社会所污染，希望你一直这样，保留一个纯净的心态。

　　因为职业的关系，她的朋友圈子很广，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只要认识她的人对她的人品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即使是曾经因为她仗义执言而得罪的顶头上司，竟然在调离时还十分歉疚地赔礼，是为她的人品感动所致。虞宝竹有一句经典座右铭：“先做人后做事。而且一定要做一个大写的人。”她对人真，对己真。有时，一些朋友拿来自己的作品，请她提提建议，她都毫不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哪怕是大人物，她也毫不含糊。“既然是让我提意见，我看到的就应该提出来，一味地说好不是真朋友。”正是这种坦诚的个性让她得罪了一些人，更让她赢得了许多朋友。

　　“做记者首先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如果你自己都不正，都不敢说真话，你还怎么去客观报道事实真相？其次要有好心态，常常看到有些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得病了，就到处絮絮叨叨，我觉得这无益于你改变自己的状况，这更不是一个职业记者所具备的健康心态。谁工作中都会有烦心的事，我也一样有，但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好记者，做一个真诚的人，所以官升官降都不会改变我做人的原则，潮起潮落也不会改变我的个性。”

　　采访中，记者知道了这么一件事，虞宝竹在主持《中华新闻报·新闻内幕周刊》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毕业生，正好在她的周刊实习。实习期间，该生就已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原本毕业实习，是不管安置的，由于该生非常优秀，虞宝竹很想将其留下，但报社领导想要男记者。为了能留下这个实习生，她查遍其他各编辑部给所有实习生的鉴定，对比选择，写出一个“可以当新闻百佳”的鉴定，并且还越过报社领导直接向主管单位中国记协推荐反映，终于使这名毕业生留了下来，并且成为报社骨干。“我跟她以前既不认识也没个人关系，我敢‘得罪领导’力争留下她，完全是觉得她应该留下。”

　　这就是虞宝竹，虽然人已中年，但那火辣辣的性格，敏锐快速的反应，古道热肠的品性，使每一个接近她的人都愿意把她当做朋友。她自称不爱哭，但却常常在采访中为一些人和事热泪盈眶；她晕车，坐车从来都抢司机身旁的位子，但她的足迹却遍布全国各地和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她坦言自己做记者很大程度上是爱好，但她却把这个“爱好”做得淋漓尽致。在她的书房，有一个条幅，是十年前杨成武将军为她写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她说，她喜欢这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