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向金融业寻求动力 资本市场改革是关键

　　提供强大金融支持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内涵不断升级，依靠高储蓄率和剩余劳动力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持久，中国发展必须向现代金融业寻求增长动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健君 袁元 彭涛

　　经过近两个月的翘首等待，一再延后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月19日终于在京召开。

　　1997年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其召开的背景是波及甚广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次会议后，财政部以2700亿元注资四大国有银行，并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同时成立保监会，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强化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年背景下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则促成了银监会的成立，此后中、建、工三大行相继股改，共获得中央汇金公司共计高达600亿美元的外汇注资，农信社改革试点启动。

　　可以说，前两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带来了深刻巨变。

　　同样，本次短短两天的最高规格金融会议，其召开背景被权威人士做了如下四点解读：其一，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需要强大的金融支持；其二，5年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全面开放的中国金融业将直接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金融全球化；其三，随着中行、工行成功上市，金融改革在机构改制方面大框架基本搭建完毕，将全面进入最为艰巨、最富挑战的现代金融微观功能再造阶段；其四，中国经济深入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现实，对中国金融业的资本配置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出了时代要求。

　　这就是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讲话中特别强调“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形势，金融业处在一个重要转折期，也处在一个重要发展期”的重要原因。

　　所以，无论是会议提出当前金融领域主要存在的五大矛盾，还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改革发展提出的六项任务，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金融内部矛盾的高度关注深刻地与外部环境压力相联系，比如金融监管能力、国际收支不平衡和金融风险；对金融微观功能的高度重视则与增强我国金融企业竞争力的迫切需要紧密相连，比如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强农村金融和建立多层次金融市场等等。

　　由是，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指出，“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主动应对金融全球化竞争，将是理解此次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脉络的关键线索。”

　　金融业面临严峻挑战

　　1月23日，就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改革发展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议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我国金融领域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国际金融发展也出现了新趋势。”这个深刻认识与温总理在会议中提出的金融领域5大矛盾结合在一起，透露出的重要信息就是，金融业面对的挑战正在加剧。

　　其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增长方式转变等重大战略任务，要求金融业发挥经济“发动机”的主推作用。

　　“金融与增长之间的因果联系是过去20年间所发现的最引人注目的实证宏观经济关系之一。”国际著名金融专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认为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把金融体系比喻为经济的“大脑”，“它是一个协调机制，为建设工厂、房屋和道路配置资本。如果资本运用不当或根本不流动，经济运行效率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也会十分缓慢。”

　　但是，米什金在最近撰写的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国金融改革的文章中指出，仍处在发展初期阶段的中国经济，其20多年高速增长更多依赖于中国年均增长高达39%的储蓄率和大量廉价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不是金融。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内涵不断的升级，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持久，必须向创新和新技术的主要催生力量——现代金融寻找增长动力。

　　所以，权威人士认为，为了达到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中国经济需要更好地配置资金。而这一点只有通过改善金融体制来实现，让金融体系将资金配置到产出最高的用途中去。

　　其二，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必须给予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近20年来，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已经爆发了多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而言，这种不稳定带来的影响，最大的标志就是流动性过剩。

　　近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就此说，“如果要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基本特点，毫无疑问应该是流动性过剩。”可以说，资金的流动性泛滥已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在当前中国尤其突出。

　　但是，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联席主任、中国建设银行独立董事宋逢明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中国的流动性并非普遍的过剩，实际上是不均衡的流动性过剩。而这种流动性的不均衡，流动性渠道的不通畅，就有可能隐藏问题。”

　　实际上，“过剩”最主要表现在四大国有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上。而包括100多家小规模的城市商业银行和众多农信社在内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因为较大的不良资产比例和资产质量问题，潜伏着严重的流动性不足。而且这些机构信用质量较差，使得信用危机的爆发具有非常强的传染性。

　　因此，对于目前“热钱”大量涌入中国，“中国投资热”带来的金融市场繁荣，特别是房市和股市的火爆，宋逢明担心地指出，要高度关注银行信贷资金通过不透明的渠道流向股市和楼市的问题，希望政府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给予防范，“从国家金融安全性和稳定性上来说，我认为，从保护银行安全的角度来讲，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其三，中国金融系统中的系统性风险比重仍然偏高。也因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称，“最容易使中国经济在突发时间内出现全局性、难以收拾的问题，可能不是投资、也不是农业，而是金融。”

　　金融资产的风险可以分为系统性风险（共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个性风险）。作为金融工程学的国内权威学者，宋逢明比较研究中美两国股票市场的风险特征时发现：美国股票的个性风险占60%多，共性风险占30%多；在中国这个比例正好反过来，共性风险比重接近70%，而个性风险占30%多。“共性风险高，就会出现中国的股市所谓的‘羊群效应’，跟着大盘走，要涨大家涨，要跌大家跌。”他说。后续的研究又表明，这种系统性风险比重过高的特征在中国债券市场甚至银行信贷组合中也照样存在。

　　他认为，系统性风险占总风险的比重过高，与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比如，我国信贷资产风险与GDP增长高度相关。如果GDP增长率每下降2个百分点，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就将会出现数量级的变化。”

　　“现在在系统性风险集中的情况下，还有不断凝聚的趋势。”宋逢明特别指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开始由出口、政府主导投资逐渐转变为依靠内需消费、民间投资为主，“这个过程中，如果金融系统不能及时扭转对政府主导投资的信用偏好和依赖，并及时向市场化经营转变，金融不良资产比例肯定会大面积的反弹，甚至威胁已取得的金融改革成果。”

　　其四，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监管部门，目前中国都面临着外资金融机构、特别是外资银行金融创新能力方面的挑战和竞争。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金融业开放，但监管当局没有想到外资金融机构带来了众多的创新产品，原本希望加强管制的监管部门，淹没在了每天越来越多的新产品申请受理工作中，加上处理的专业知识能力短时间不能跟上，迫使台湾地区监管部门实际上实行了放松管制的措施，埋下了潜在的风险。

　　目前，国内的情况类似。宋逢明说，我国现有的监管规则与WTO游戏规则存在着理念上的根本差异：WTO的游戏规则是“法无禁止即可行”，而在中国任何创新活动都需要报批，这也是导致中国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不足的关键因素，“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开展人民币业务和大量的基金、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一定会导致金融创新风起云涌，也会导致中国下一步面临着放松监管的调整，我国的监管部门将会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解读六大任务

　　“清晰了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面对的挑战，下一步工作任务就容易理解”，权威人士这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首先是“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这个在温家宝总理讲话中位列第一的工作任务，蕴含着深刻内涵，即一方面中央肯定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果，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个成绩还属于阶段性，其成果还不能令决策层放心，下面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和繁重。

　　而要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关键是继续完善公司治理，加快转变经营机制，深化分支机构和基层改革，“目前我国银行系统的经营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依旧较为薄弱，包括现在已经改制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瞭望》新闻周刊从审计过国有商业银行的审计署金融司得到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

　　比如，违规问题时有发生，金融案件未得到完全遏制；对基层分支机构管理不到位，缺乏监督和制衡，尤其对基层一把手监督不力，造成违法违规问题严重；业务经营中存在的风险比较突出，风险控制能力较弱，缺乏预防措施，开展的新型业务存在着较大隐患。特别是目前银行系统的主要利润仍然来源于非市场化的存贷利差，目前庞大的信贷资产潜伏着未来不良资产反弹的可能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国有银行改革问题依然是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并存的难题。

　　其次是“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完善农村金融体系”。这也是本次会议着墨最多、也最明确的内容。权威人士告诉记者，大局上这是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具体而言则是农村金融发展矛盾带来的紧迫性所致。

　　近年来，农村金融成本高、风险大而收益低，造成农村信贷资金大量外流。比如1994年到2004年农村存贷差额累计达到4.09万亿元；2005年为农村服务的主要金融机构共从农村转移了1.87万亿元；2005年底邮政储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余额达到8839亿元，并转存中央银行。同时，这些年的商业化改革，大量商业性金融机构撤离农村，不仅工行、建行，甚至农行都撤并了很多农村机构。这种情况下，建设新农村无疑是“纸上谈兵”。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尽管农村金融一直是“老大难”问题，但这次中央已经下了大的决心大力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而且各方面已取得了大的共识。也因此，农村金融问题成了这次会议中政策表述最清晰、最系统的内容，许多创新型金融政策都将是农村优先。权威人士分析，如果这些政策能够保证正确贯彻下去，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民间金融的发展，最有可能从农村逐步成功。

　　第三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这一工作任务直接源于当前金融体系不健全、结构不合理，以及银证保发展不协调，间接融资比重一直高于90%的现状。

　　金融专家卢克群告诉《瞭望》新闻周刊，金融市场结构失衡是当前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构建多层次市场体系，化解今后相当长时期仍然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的冲击。

　　此次会议特别提出加快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券，和进一步推进保险业改革发展，长期看是为了完善市场利率形成机制和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短期还是为了加快化解流动性过剩的难题。否则，流动性过剩前阶段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近期对股市的冲击，将不断上演。

　　第四是“全面发挥金融的服务和调控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央高层一直关注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发挥，可以说新一轮宏观调控中，金融调控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对冲双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过快增长，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作用效果表现较弱，独立性仍然难以充分体现。比如2006年新增贷款3.18万亿元，同比多增8265亿元，远超过年初定下2.5万亿的控制目标。而且，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等问题，还只是“棋行中盘”，金融的服务和调控功能还需要继续提高操作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1月20日召开的2007年央行工作会议上，央行不再公布狭义货币和银行信贷增长目标，反映了央行自身货币政策策略正在进行调整。这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也是中国下一步货币调控机制改革前的必要准备。

　　第五，对于近期热议的全面开放后的金融安全问题，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权威人士解释说，“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金融业的特殊性，要求其开放必须建立在保证不危害金融业自身健康前提下推进。”

　　事实上，对外开放中的经济安全问题已经受到决策层的关注。《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中央领导对近年来活跃在国内市场上的投机性外部资金保持着高度警惕，督导有关部门加大了这方面的预防措施。比如，近期异常火爆的股市开始频繁闪现外部投机资金的身影，其超出正常投资概念的行为已经被高度关注。

　　第六，针对监管面临的开放挑战，会议提出要“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企业内部管理，保障金融稳定和安全”。令人瞩目的是，会议并没有回应去年传言的“三监合一”或“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而是提出“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协调配合。”

　　对此，夏斌认为，“金融协调机制不在于成立机构，而在于制度约束。”在他看来，目前成立综合性监管协调机构并不成熟，而且中国现行监管体系建立并不长，分拆或合并不是目前最急迫的问题，而提高现有监管部门的独立性、明确使命、专业化程度才是当务之急。据《望》新闻周刊了解，未来仍然可能是在央行引导下加强银证保的监管协调，将在协调制度上进行更多的建设工作。

　　“一行三会”下一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结束后，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各自的2007年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一行三会”对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行了积极回应，《瞭望》新闻周刊经过深入采访，获悉了“一行三会”下一步的改革任务和工作要点。

　　在央行方面，首先货币政策方面将紧紧围绕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宏观调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坚持稳健思路。同时，切实提高对经济金融运行趋势判断的预见性。

　　其次，金融改革的重点放在了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优化金融结构方面。对农村金融做了详细部署，农行股改“十六字方针”以完成“服务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前三项任务为前提，最后“择机上市”。同时，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探索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多种所有制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小额信贷方式，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其三，继续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加大外汇政策调整力度，加强对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管理，严格控制短期外债，支持银行和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汇资源，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融资。

　　其四，加大风险防范和化解力度，积极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加强对整体金融风险和区域金融风险的分析评估，密切关注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工具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状况，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存款保险立法，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银监会方面，全面提高银行业监管工作有效性的同时，高度重视并切实防止不良贷款反弹，跟踪分析宏观经济和货币信贷发展走势，密切关注重点行业贷款质量变化情况，有针对性地及时提出防范信用风险的对策措施。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衍生产品统计制度，逐步完善市场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的管理体系。

　　除了积极配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农行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政策性银行改革，银监会还将加快中小商业银行改革重组步伐，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联合重组和跨区域发展。深化信托、租赁、财务公司改革，规范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快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

　　创新方面，银监会2007年提出要在三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一是小企业贷款服务工作要有新进展；二是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有新突破；三是继续引导银行业发展增加手续费收入的新业务。

　　证监会方面，首先，完善市场结构、健全市场功能，重点放在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工作上。完善场内的同时，构建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和全国统一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体制和持续监管制度。同时，积极稳妥发展公司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市场，推动建立统一互联的债券市场

　　其次，以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重点，全面提高证券经营机构及证券服务机构规范化运作水平。加强对基金业务活动及从业人员的监管，加强对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推动证券经营和服务业务良性发展。

　　其三，创新发展方面，推动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做优做强。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开”的原则，支持证券公司进行产品、服务和组织创新。丰富基金产品类别，稳妥推进封闭式基金转型与创新,审慎推进基金公司开展专户理财业务试点。积极推动各类合规长期资金进入股市，促进机构投资者协调发展。

　　其四，稳妥推出金融期货，在准备充分、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推出股指期货。继续深入开展金融期货投资者教育工作。建立健全金融期货与证券现货市场风险监控、信息沟通和监管协作的工作机制。适时推出新的商品期货和其他衍生交易品种。

　　其五，以切实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为重点，稳步推进对外开放。继续支持境内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审慎推进基金公司、证券公司QDII（机构投资者）试点，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逐步扩大我国资本市场影响力。

　　保监会方面，首先，要增强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可操作性，指导保险公司制定和完善管理层工作规则，完善定期报告制度，严肃查处抽逃资本金、侵占挪用资金、通过非法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董事及高管人员管理，建立受处罚高管人员名单制度，全面落实《国有保险机构重大案件领导责任追究试行办法》。要完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注意防范因信息披露而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其次，切实提高偿付能力监管的约束力。督促保险公司改善偿付能力，对偿付能力不足、改善偿付能力措施不力以及偿付能力处于或者即将进入警戒区域的保险公司，采取不同方式，制定改善偿付能力的计划措施，并跟踪督促落实。

　　其三，切实防范资金运用风险。要加强保险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制定保险资金管理办法、保险资产管理监管办法和保险资金运用从业人员管理办法，对保险机构的债券、债券回购等业务，保险资金托管情况，以及保险公司在银行、证券公司等开立的账户和租用的席位进行检查，确保保险资金安全。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