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设计并保护市场经济

　　自2004年起，由国企产权改革、郎顾之争发端，历时近两年，社会上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论争，被认为是继1981年—1984年的“计划与市场”的第一次改革论争和1989年—1992年的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的第二次改革论争之后的“第三次改革论争”。

　　应当说，“第三次改革论争”的焦点主要不在于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尽管在论争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质疑改革乃至否定改革，否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要求改革全面向后转，向计划经济回归的声音，但这毕竟不是主流。因为谁也否认不了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包括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关于现阶段改革的意义和必要性，正如有的论者指出，解决社会矛盾要靠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靠改革，建设和谐社会也要靠改革。

　　“第三次改革论争”的焦点主要在于如何评价某些领域的具体改革措施、怎样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上，包括如何看待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怎样评价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怎样对待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腐败等社会问题，如何推进下一步改革。应当说，这场论争总的来说是积极的、有益的。论争中的许多意见也是切中要害，需要在进一步改革中努力加以记取的。通过论争，至少在政府层面，已经初步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改革要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改革的重要领域包括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事业改革，改革的关键环节首推政府改革。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2006年12月14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上展望未来5年时所说，中国将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法治型、责任型、服务型政府，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微观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加强政府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三次改革论争”引发笔者思考的问题，不是我国改革要不要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我国改革需要何种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对待市场经济的问题。历史和现实的种种条件表明，我国既不需要那种存在过多政府管制的所谓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建立那种政府不起作用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所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我国需要建立的是那种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存在政府有限干预，效率与公平得到很好兼顾的市场经济。在这方面，从世界范围看，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模式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是吸收新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制度原则，吸收社会民主党经济理论中的经济民主思想，吸收基督教社会学说中互助原则的经济思想，并承袭德国历史传统中社会保障思想的产物。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也是多种思想比较综合的结果。该种理论及模式因使联邦德国在二战之后在经济上迅速崛起而闻名于世。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的创始人米勒·阿尔马克的定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含义是，把市场的自由原则同社会平衡过程结合起来，竞争的制度保证意味着使竞争限制成为不可能，对垄断、卖方市场和卡特尔进行监督控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目标是把建立在竞争经济基础上的自由进取的创造精神，同正是由市场经济效率所保证的社会进步结合起来。社会市场经济的另一位创始人路德维希·艾哈德把二战后联邦德国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归结为“来自竞争的繁荣”。然而，对于到底什么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成分，不仅在世界上，即使在德国，也是众说纷纭。在很多人的想象里，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加社会政策。但在德国维藤大学文化经济比较研究所所长、制度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教授、中国与亚洲经济问题专家何梦笔看来，在社会市场经济代表人物沃尔特·欧根、路德维希·艾哈德等人的思想中，市场经济不是“天然”产生并持续存在的制度，不是“先天稳定和谐”的制度，而是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高度容易支离破碎的构成物。市场经济的决定性的对抗力量是权力，也就是经济和政治权力。但是权力会制造社会的不公正和经济的不公平。因此，在政治上设计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目的是保护市场经济，使之免于成为权力的附属物。这一点是社会市场经济真正的基本理念。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家心目中的竞争，也与现代和抽象的市场经济理论中的竞争不同。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家看来，市场经济里会一再出现一些力量，它们导致竞争受到限制。正如弗兰茨·伯姆曾经说过的那样，竞争不是天然植物，而是一种栽培植物，它必须始终得到培育养护。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信念在于，“市场”被看作为权力斗争的战场，只有当人们制定了清楚的规则，而且所有参与者之间存在“权力均衡”的时候，才有可能存在公平和有效率的竞争，这就意味着“竞争政策”是秩序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家来说，“竞争政策”是最好的“社会政策”，只有当竞争政策不足以处理问题的时候，才应当运用其他“社会政策”。比如总是当人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参与竞争时(如他们是伤残人员，丧失劳动能力，从而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成功)，后面这种情形才能成立。那么，该由谁来推行竞争政策呢？答案当然是国家。但之后就出现市场经济的第二个根本问题，即如何避免那些在国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精英充分利用其权力而把竞争用作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国家又如何前后一致地维护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这一目标？从社会市场经济角度看，最糟糕的是那样一种世界：在那里，垄断企业与国家权力携手，使市场权力再次膨胀。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共谋往往是一切社会弊端的深层次根源。问题是，该由谁来监督那些监督者？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家的观点是，存在三种机制，第一种机制在于前后一致地实现一种自由的世界经济，因为人、财、物可以跨越国境自由流动，从而有着避开经济和政治权力联盟的可能性。第二种机制是法。国家和经济必须通过超越其上的法的权力得到制约并且维持其秩序。法作为一般的规则体系，不再能够如此简单地为个别的权力利益所滥用，尤其是如果法官和律师独立于政治即司法独立。第三种机制是伦理和世界观的取向。它有助于限制那些滥用权力的动机，而且最终是法得以发展的沃土。至此，我们看到，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与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市场经济理论有很大的不同，“效率”思想并未处于最突出地位，而是一个尽可能没有权力的社会的目标。社会市场经济不仅应当满足物质需要，而且也满足精神和文化的需要。它归根结底是一种文明形式，而不只是一种经济秩序。

　　用以上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及模式来审视中国改革，至少有这样几点是我们在进一步推进改革时需要记取的。第一，市场经济是需要而且可以设计的。中国改革不能再走“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或者说，中国改革与发展不能再满足于汪丁丁所说的“演进理性”的成功，而必须考虑学习和借鉴一些发达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经验，从根本上避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走出一条又好又快地发展的路子。第二，市场经济是需要保护的。市场经济不是内在稳定的，市场经济结果及其分配问题永远不能得到意见一致的调节，市场经济竞争始终孕育着自我毁灭的胚胎。因此，市场经济必须得到保护。第三，保护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限制权力，保护竞争。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包括腐败、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等，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权力这一市场经济的对抗力量，包括国有企业的垄断、政府对经济社会的过度干预带来的。因此，必须限制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保护竞争，使竞争政策成为最好的社会政策。第四，保护市场经济需要建立起监督国家的机制。包括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良好的法治基础、道德基础和经济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竞争中的更大程度的机会均等，保证人们有更大能力合理地解决竞争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建立起运作有效、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秩序。

　　作者：张寒松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